我叫刘桂芬，今年五十八岁，在湖南农村守了大半辈子的土地，手上的老茧比儿子的良心还厚实。
那天早上，窗外的麻雀叫得聒噪，我正蹲在灶台边烧火，锅里的红薯粥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带着甜丝丝的香味飘满了整间屋子。儿子建军突然推门进来，脸上带着那种我熟悉的笑——每次要钱之前，他都是这副表情。
"妈，我跟小梅看好一套房了，在县城，三室两厅，楼层好，采光也好。"他在我对面坐下，搓着手，"首付要四十八万。"
我手里的火钳停了一下。
"你们两个攒了多少？"
"二十四万。"他顿了顿，"妈，你那边……"
我没说话，只是把红薯粥盛出来，推到他面前。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我那二十四万，是我和他爸这辈子省吃俭用、卖粮食、打零工、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棺材本。他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这钱留着，别让自己老了没依靠。
"妈，你一个人住农村，留那么多钱干什么？"建军端起碗，语气轻巧得像在说借把锄头，"等我们在城里安了家，你也跟着享福。"
我看着他，这个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这个我供到大学毕业、给他娶了媳妇、带了孙子的儿子，此刻坐在我面前，理直气壮地要走我最后的底气。
"建军，"我慢慢开口，"妈可以出一半，十二万。"
他的筷子停在半空。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平静地说，"另外十二万，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我不能动。"
建军把碗往桌上一顿，声音立刻变了："妈！你现在住的房子是谁给你盖的？我结婚的时候你一分没出，现在就出十二万，你对得起我吗？"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攥了一下，又慢慢松开。我没有反驳他。他说的那些，有些是真的，有些是他记错了，但我没力气跟他掰扯。
"你再想想，"他站起来，声音压低，却比刚才更冷，"要么全出，要么……妈，我们就当没这个关系。"
屋子里一下子静了。灶里的柴火噼啪响着，红薯粥的甜香还在，可我突然觉得这间屋子陌生极了。
我抬起头，看着建军的眼睛。
那双眼睛，小时候发烧到三十九度，哭着喊妈妈的时候，是水汪汪的。现在，是干的。
建军摔门走了。
我坐在那里，没动，听着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远，消失在村口的泥路上。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停了。
我不是没想过妥协。那十二万放在那里，也不会生出花来。可我想起他爸临走前的样子，想起自己腿脚还好、万一哪天不好了，那点钱是我唯一能求人的底气。人老了，没钱，说话都是虚的。
下午，我去找了村里的老姐妹秀珍。她比我大五岁，儿子也在城里，她懂这些事。
"桂芬，"她给我倒了杯茶，叹了口气，"孩子说断就断，你信吗？"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怕。"
"怕什么？怕他真断？还是怕你自己心软？"
我没答上来。
秀珍说，她当年把养老钱全给了儿子，后来生病住院，儿媳妇在病房门口跟儿子吵架，说钱都贴进去了，还要怎样。她躺在床上，假装睡着，眼泪往枕头里流。
"桂芬，钱在自己手里，腰杆才直。"她拍拍我的手，"他现在说断，是因为他知道你会怕。你要是真的不怕，他反而不敢断。"
我回家的路上，天色已经暗下来，田埂两边的稻茬在暮色里泛着灰白。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稻草的气息，是我闻了几十年的味道。
我想，我这辈子，为了这个家，为了建军，已经给出去太多了。那二十四万里的十二万，我愿意给。但剩下那半，是我替自己留的最后一道门。
一个母亲，总不能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堵死，然后跪着求儿子回头看一眼。
三天后，建军打来电话，声音比那天软了些，说小梅的父母愿意再添一点，让我把十二万打过去就行。
我去银行转了账。
挂电话前，他说了声"谢谢妈"。
我说，"买了房，好好过日子。"
没有说别的。有些话，说了也是白说；有些账，算清楚了，反而伤感情。我只是在心里记住了秀珍说的那句话——
钱在自己手里，腰杆才直。
剩下那十二万，我还放在那里，哪儿也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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