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北京中南海，来自河南兰考的张钦礼向周恩来汇报灾情。他没有先讲成绩，而是直说一些地方征粮过重，群众已经吃不饱。周恩来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细：“你说的情况，能不能负责？”张钦礼回答：“我亲眼看见，不能不说。”
这句话，后来改变了他的工作轨迹，也说明了这个干部的性格：遇到问题不绕弯，认准的事敢担责任。
兰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不好治理。风沙压田，盐碱返地，黄河水患又时常来袭，群众辛苦一年，收成仍可能毁在几场灾害里。张钦礼长期在基层工作，熟悉村庄、河沟和土地，1954年兰考建县后，参与主持地方工作，便把治理“三害”当成了最要紧的事情。
那几年，他带着干部和群众挖沟排水、压沙种树、改良盐碱地。没有像样的机械，就靠铁锹、扁担和人力一点点推进。工程慢，却不能停。正因为常到田间查看，他对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格外敏感。
1958年以后，浮夸风气蔓延。张钦礼因提出不同意见受到处分，被撤职后到农村劳动。那段时间，他挨批评、受审查，却没有把亲眼见到的困难说成“形势大好”。1960年，他冒险进京反映情况，周恩来接见了他。这样的举动，在当时需要相当大的胆量。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的工作得到调整。1961年，他重新投入生产救灾。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兰考迎来了后来被许多人记住的县委书记焦裕禄。
1962年冬，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张钦礼负责除害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两人分工不同，目标却很一致。他们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带着干部下乡，查风口、看河道、摸土质，寻找能够反复推广的办法。
有一次讨论治理方案，焦裕禄说：“兰考的事，不能只看一处。”张钦礼接着说：“要把风沙、盐碱和水患一块治。”这不是漂亮话，而是他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判断。
1963年秋，连续降雨造成大面积积水，许多庄稼被泡坏。两人组织群众排涝、补种，继续推广泡桐和其他适宜树种。焦裕禄当时身体已经很差，仍坚持下乡。张钦礼则承担了大量协调和落实工作，跑工地、找物资、督进度，哪里有难处就往哪里去。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病逝世，年仅42岁。张钦礼没有让治沙、治碱、治水的工作停下来，还多次向外界介绍焦裕禄在兰考的经历。1966年，关于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广泛传播，兰考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张钦礼也被视为焦裕禄的主要助手和同事。
参观者多了，他常带人看树林、渠道和改造后的土地。有人愿意坐车下乡，他却习惯骑自行车，认为这样更容易和群众说上话。后来调到开封工作，面对更大范围的水利任务，他仍保持着这种作风。
1973年至1977年间，兰考组织引黄淤灌，改造沙碱荒地，工程规模不断扩大。过去难以耕种的土地逐渐有了收成，兰考的农业条件明显改善。张钦礼吃住在工地，不讲排场，也很少把成绩归到自己名下。
遗憾的是，工程上的成绩没有抵消政治风暴带来的冲击。1977年11月，他被免去职务。1978年，他先后遭到批判，并被押回兰考接受审查。同年10月16日，他在水利工地被捕。11月，报纸刊登了相关消息。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打砸抢”和“迫害干部”等罪名判处张钦礼有期徒刑13年。上诉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此后，他从郑州监狱转到新安监狱服刑。与他共事的一些干部也受到牵连，兰考群众对此一直想不通，曾联名写信申诉。
服刑期间，张钦礼仍惦记庄稼。他省下饭票，托人购买种子带回兰考。1990年5月20日，他因病保外就医。那时他已经失去党籍和工作，生活主要靠子女照料，但回到兰考后，群众依旧围上来问候。
他不再接受特殊照顾。县里分房，他没有要；办公时，就把仓库简单收拾出来。冬天生炉子，夏天靠自然通风。到田里去，他仍看树、看渠、看庄稼，谁家有困难，便尽力帮一把。曾有学校住房紧张，他把房子让给教师，自己另找地方住。
2004年春，张钦礼查出肝癌。5月7日凌晨，他在医院去世，终年77岁。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枕头下面留着一张纸条，大意是：树长直了，自己就安心了。
按照他的遗愿，后事从简。5月13日火化，5月17日，灵车将骨灰送回兰考南彰镇张庄村。消息传开后，沿途群众自发赶来。有人端来清水，有人拿葱和豆腐，寓意清白；有人举着挽联，写着“人民不忘你”。
灵车进入县城后，街道两旁聚满了人。出租车自发排队鸣笛，锣鼓队在前方开道，年轻人搬来纸箱，分发饮水和冰糕。韩村一带，不少群众跪在路旁送行，喊着“老县长好走”。原本不长的路程，因为人群拥堵和沿途祭奠，整整走了几个小时。
葬礼路线几次调整，安葬时间也作了提前安排，避免影响交通和农忙。张钦礼最终葬在张庄村枣林，墓碑上刻着“人民县长”几个字。那场送别，没有豪华仪式，却有大批普通百姓从田间、村口和街巷赶来。四十多年风雨，称呼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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