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江西井冈山附近，曾志终于见到了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石来发。这个已经23岁的青年，皮肤黝黑，身形消瘦，穿着朴素，身上看不出多少城市孩子的模样。曾志拉住他的手，眼泪很快落了下来。
她并非没有能力改变儿子的命运。那时的曾志已经是新中国的干部，后来还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调配干部、安排工作，正是她熟悉的领域。可面对亲生儿子，她做出的决定却让许多人难以理解：让他回井冈山，继续跟养祖母生活，留在乡村务农。
这不是母子感情淡薄，恰恰相反，正因为亏欠太深，她才不愿再让石家老人失去依靠。
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宜章，父母重视教育，家庭环境相对开明。13岁那年，她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里进步思想活跃，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军阀统治的学生运动，让这个年轻姑娘第一次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
1926年，15岁的曾志参加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年纪不大，选择却很重。此后，她离开了原本可以安稳度过的人生，把自己交给了那场充满危险的革命。
在衡阳农民协会工作期间，曾志认识了夏明震。两人结为夫妻不久，夏明震便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中牺牲。曾志当时已经怀孕，丈夫离去的打击和未出生孩子的牵挂，同时压在她身上。
她没有长期停留在悲痛里。组织把她调往新的岗位，她又投入工作，后来与蔡协民结为夫妻。1928年，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曾志随队同行。就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那是在湖南酃县休整期间。曾志怀有身孕，连续行军后十分疲惫，正在屋内休息。门外忽然传来湖南口音：“老蔡，我是老毛。”毛泽东推门进来，发现屋里还有女同志，连忙说道：“冒昧了，这是弟妹吧？”
蔡协民介绍道：“这是曾志，我的妻子。”曾志早已听过毛泽东的名字，便起身致意。那次相见并不隆重，却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人谈话平实，待人随和，却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坚定。
不久，曾志的孩子在井冈山出生。孩子还未满月，组织便决定把她和蔡协民调往福建。革命根据地急需干部，个人生活只能让位于大局。曾志无法带着婴儿长途奔波，只好把孩子托付给一位姓石的战友。
临行前，她曾与毛泽东告别。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后来，孩子的养父在战斗中牺牲，石来发由养祖母抚养，曾经讨过饭，也给人做过工。战争和贫困把一个孩子推入了普通乡村生活，而亲生母亲则在另一条道路上继续奔走。
1932年，蔡协民牺牲。1938年，曾志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多年失去音讯后，两人重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她这些年的经历。曾志谈到蔡协民的遭遇时，情绪一度难以平复。
毛泽东与曾志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战争年代，她遇到工作上的困惑，常常写信或当面请教；毛泽东也了解她的处境。曾志支持毛泽东，并非出于盲目追随，而是在长期接触和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判断。正因如此，这份信任经受住了环境变化。
后来，曾志与陶铸组成家庭，女儿陶斯亮出生。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和曾志都承担重要工作，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但在曾志心里，那个被送走的孩子始终没有消失。
寻找石来发并不容易。她多次托江西的老战友打听，经过当地政府和有关人员协助，才终于确认了儿子的下落。母子相见时，石来发已经23岁，却与母亲分离了整整二十多年。
石来发曾提出想到广州生活。曾志当然明白，这或许是弥补母子缺憾的机会。可是，她也清楚，石家祖母年事已高，孩子是老人含辛茹苦养大的。若把人带走，老人晚年怎么办？
于是，她拒绝了儿子。这个决定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十分残酷。曾志没有利用职务为儿子安排城市工作，也没有把个人亏欠转化成特殊照顾。石来发回到井冈山，后来在那里当了一辈子农民。
1998年6月21日，曾志病逝。临终前，她对女儿陶斯亮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哥哥，但是我不后悔。”她还说，自己不仅是一个母亲，也是战士和党员。
这句话，正是曾志一生最难解的矛盾：她把孩子送进了风雨，也在重逢后再次放手。对石来发而言，母亲曾经离开；对曾志而言，那次离开却成了此后几十年都无法真正放下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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