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重庆曾家岩附近，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登上返回延安的飞机。蒋介石没有出现在机场送行，而是在官邸中来回踱步。这个看似平静的上午，实际上牵动着国共两党的命运，也留下了一个至今常被追问的问题：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扣在重庆？

答案并不只是“顾及安全”四个字。蒋介石确实考虑过风险，也曾设想过采取强硬手段，但他最终作出的判断，是建立在两层误估之上：一是低估毛泽东的政治能力，二是高估国民党军队的实际力量。

事情要从日本投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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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在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苏联红军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让全国盼望和平，可蒋介石面对的却是另一副局面。国民党主力大多集中在西南，华北、华中和东北的大片地区，仍由日军、伪军或地方武装控制。谁能迅速完成接收，谁就可能掌握战后格局。

蒋介石不愿把这些地区交给共产党，也没有条件立刻调集大军北上。因此，他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一面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这三封电报，既有政治压力，也有军事拖延的用意。蒋介石需要时间调兵遣将，更需要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毛泽东若不去，国民党可以指责共产党拒绝谈判；毛泽东若去了，便要承担人身安全的巨大风险。

中共中央没有把重庆之行看成一次普通会谈。毛泽东临行前曾对身边同志说：“我到了重庆，有可能会坐班房，也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读点书。”这句话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对危险处境的清醒判断。

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则说：“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这不是一句安慰话，而是将谈判桌与战场直接联系起来。共产党争取和平，并没有放松军事准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机场没有盛大仪仗，却聚集了大批记者和民众。毛泽东的到来，打破了国民党对舆论和谈判节奏的控制。许多民主人士认为，共产党既然敢让最高领导人亲赴重庆，至少说明其确有争取和平的诚意。

谈判开始后，中共代表团没有只围绕军队数量讨价还价，而是把政治民主、军队整编、解放区政权合法性等问题摆到桌面上，同时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蒋介石原本想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结果毛泽东一到重庆，舆论主动权逐渐发生变化。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非没有想过扣留毛泽东。可是，重庆谈判受到国内外多方关注，美国希望中国避免立即陷入全面内战，苏联也对毛泽东赴重庆一事表示支持。若在谈判期间采取极端行动，国民党将很难解释其行为，政治代价和外交压力都不可忽视。

更现实的因素在于，国民党尚未完成军事部署。蒋介石需要借谈判争取时间，也相信共产党力量有限，认为即便日后开战，国民党仍然能够凭借庞大的军队迅速解决问题。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来通常称为“双十协定”。协定提出和平建国、政治民主等原则，但军队和解放区等关键问题并未真正解决。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安全返回延安。

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留下过对毛泽东的判断，认为此人“阴阳怪气，绵里藏针”，并相信共产党难以成事。有研究者据此概括，蒋介石放走毛泽东，主要是认定毛泽东个人不足以改变大局，同时认定国民党军队足以控制战争走向。

这两点，恰恰成为他判断中的致命偏差。

毛泽东在重庆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政治立场。面对“和平”与“内战”的争论，他多次公开指出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既谈联合政府，也坚持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不能被简单抹去。他的策略并非故作神秘，而是把原则坚持与策略退让结合起来，在可以谈的地方谈，在不能让的地方守住底线。

蒋介石对军队数量也存在误判。国民党虽然拥有庞大兵力和较完整的美式装备，但部队分布分散，补给线漫长，内部派系复杂，许多官兵厌战。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时期建立的根据地、基层组织和群众动员能力，却不是一张简单的兵力表能够计算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重庆谈判形成的政治共识随之被撕裂。此前争取和平的同时，中共中央已经部署了扩大解放区、争取东北和加强部队建设等工作，谈判桌上的每一次交锋，实际上都与战场上的准备相互支撑。

毛泽东能够离开重庆，并不是蒋介石突然改变了立场，更不是双方已经消除了根本分歧，而是蒋介石在政治、外交和军事条件之间权衡后，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遗憾的是，他相信的两件事——毛泽东难以成事、国民党军队足以取胜——很快被随后的战争进程逐一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