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广州解放不久，香港九龙一处住所内，莫雄接到地下工作人员的通知，准备离港返回广州。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旧日将领，而是一名身份复杂、经历特殊的归来者。广东方面得知消息后，向中央请示如何处置。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负责广东工作的叶剑英，早年曾与莫雄分属敌对阵营。一个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一个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双方在战场上有过冲突。按通常的处理方式，莫雄至少要接受审查，甚至可能被追究旧日责任。
电报送到北京后，毛泽东作出批示，核心意思十分明确：莫雄对革命有过贡献，过去的罪过不再追究，并要求将他安全送回广州、妥善安置。叶剑英看完指示，没有把问题复杂化，只是对身边人交代：“按中央意见办，先把人安顿好。”
这份宽待，并不是因为莫雄有显赫身份，也不是对他早年经历视而不见，而是因为在革命最危险的关头，他曾经做过一件影响深远的事。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准备以密集兵力构筑包围圈。莫雄当时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能够接触到部分军事部署。他逐渐意识到，这场行动一旦完成，中央红军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按照后来留下的回忆材料，莫雄冒险将有关情报交给身边可信人员，再设法转送到中央苏区。传递过程中，项与年等人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方式，突破封锁，将情报送到瑞金。中央红军由此掌握了敌军部署，对突围方向和战略转移作出判断。
情报的价值，往往不在纸面上的字数，而在它送达的时机。对于当时的中央红军而言，敌人的兵力配置、进攻重点和包围态势，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保存下来。长征并非一场仓促出走，而是在军事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出的战略转移，莫雄提供的情报无疑发挥了作用。
有意思的是，莫雄并没有因此立即公开倒向共产党。他仍留在国民党系统中，以原有身份活动。1935年，他在贵州任职期间，又曾通过调整部署、放松关卡等方式，为红军部队行动提供便利。相关行为后来引起怀疑，他被撤职并受到关押。
面对审讯，莫雄没有轻易承认真实原因，而是把问题归结为部队疲惫、指挥失误等表面因素。这样的说法看似牵强，却使他暂时保住了性命。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默，而是在敌我斗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下，对秘密关系的一种保护。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莫雄又利用自己掌握的军政资源，为共产党人员开展工作提供掩护。他吸收进步人士进入部队，默许秘密组织发展，在人员安排、交通联络和物资保障方面给予方便。许多事情不能写在明面上，只能靠彼此心照不宣。
抗战胜利后，国共矛盾重新激化，莫雄因反对继续内战，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日益疏远。遭遇暗杀未遂后，他前往香港避居。1949年广州解放，他没有选择继续逃亡，而是接受安排回到大陆。
叶剑英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旧日有军职、曾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却又在关键时刻帮助过革命的人。若只看履历，莫雄确实属于国民党阵营；若只看战场旧账，也很难抹去双方曾经的对立。但革命统一战线的判断，从来不只是看一个人曾经站在哪里，还要看他在重大关头做了什么。
据有关回忆，莫雄回到广州后，曾有人主张按旧身份处理。叶剑英态度很坚决：“中央已经有了意见，不能擅自处理。”这句话的分量，在当时并不轻。新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和政治审查都十分严格，对有国民党经历的人尤其如此。
莫雄后来参与广东地方工作，曾担任广东省政协方面的职务。1956年国庆期间，他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毛泽东对身边人员提到，莫雄曾经帮助过红军。这样的评价，等于再次确认了中央对其历史功劳的认定。
1980年3月，莫雄在广州病逝，终年七十六岁。他的一生没有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既有旧军人的经历，也有与共产党合作的秘密行动；既曾站在革命队伍的对面，也在决定性时刻为红军保存力量提供过帮助。
对莫雄的处理，体现的是中共在统一战线和历史功过问题上的一种原则：该追究的责任不能回避，但对确有贡献、并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人，也不能因其旧身份而一概抹杀。毛泽东那份批示，正是对这段复杂经历作出的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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