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续坚持国际城市定位，坚持资金、人员、货物、数据自由流动基础上，首个五年规划具体勾勒了香港将如何从“小政府、大市场”转向“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协同治理的路径与目标
文｜《财经》记者 焦建 发自中国香港
编辑｜苏琦
9月16日上午，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该规划针对未来五年香港发展提出了五个主要目标，以及涵盖当地经济、创新及建设发展的22项主要指标。
“通过五年规划，香港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规划在序言中提出，“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
在宣读被称为香港“一五”的该规划内容时，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他也明晰了香港“一五”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一个被当地市民普遍关注到的细节，是在宣读相关文本时，李家超及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均戴上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蓝色襟章现身。该襟章写有“一五”字样，图案则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为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作为一份指导香港未来战略方向及落实相关工作的蓝图，该规划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包括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持续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显著改善民生福祉等。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内容非常全面，致力深化香港在各个政策范畴和优势产业的改革创新，切实提升特区的经济及民生发展，加强统筹发展与安全和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充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立法协同的良性管治互动成果。”香港立法会G19在回应香港“一五”规划及《施政报告》时对《财经》指出。G19为第8届香港立法会17位独立议员组成的非政党合作平台，召集人为霍启刚议员。
香港立法会议员严刚则在9月16日下午对《财经》表示，香港特区五年规划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开端，也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加速器。五年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与务实性，意味着香港从“小政府、大市场”转向注重顶层设计的“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以系统性治理推动经济社会中长期布局，肩负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
“五年规划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中长期发展愿景，通过年度施政报告具体化为可执行的施政举措，并建立有效的评估与问责机制。特区管治者需勠力同心，落实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让每一项规划目标都能转化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让全体市民感受并分享到持续发展的红利。”严刚认为。
规划体现哪些思维变革？
作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及自由经济体，此前中国香港的重点施政思路，主要体现在每年下半年公布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以及次年上半年由财政司司长负责的《财政预算案》这两份文件中。
在此基础上，当地也会就土地、民生等相对聚焦的领域研究中长期的策略性发展政策。但与内地其他城市比较而言，香港被认为较少制定中长期的综合性发展规划。
近年来香港正试图改善这一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每年的《施政报告》与国家的五年规划进行发展策略方面的对接。此外，2022年香港也成立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由其持续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与统筹。
2026年2月1日，李家超正式公开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规划，以借此全面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
时间紧、任务重，被认为是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的真实写照。按照内地城市经验来看，制定五年规划的前期调研与反覆论证往往需时一至两年。首次开展此项工作的香港，则在不足一年内实现了“从零到有”的规划文本制定。
6月15日至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曾在当地举行一系列的公众咨询。在为期三个月的咨询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曾举办超过100场咨询会与巿民直接交流，也分别就规划及《施政报告》分别收到超过1.7万及1.1万份意见。
前述咨询涵盖六大核心内容，具体包括空间规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与旧区更新)、经济贸易（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航空枢纽地位）、创科产业（推动创新科技、医疗创新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民生社会（完善医疗、教育、房屋、福利与安老等民生福祉）、区域合作（深化大湾区建设，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其他发展（推动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城市安全治理）。
在正式公布的规划文本中，这些内容则主要以五大目标的形式得到体现，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巩固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即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第二个主要目标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并推动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
第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等。
第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包括持续改善社会民生，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医疗、教育、房屋、安老等民生领域的服务水平；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支援措施，社会保障体系更精准到位等。
第五，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前海、南沙、河套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内地城市在科技创新、产业协作、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方面的合作等。
整体而言，近日在内地媒体发表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中，李家超解释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如期出台的多层次意义，包括体现香港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战略思维，标志着香港发展迈入更宏观策略谋划、精准施政、稳步推进的公共治理阶段。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李家超指出。
“香港要进行五年规划的编制，这实际上意味着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可以超越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在筹划发展时相对短期的思维，在更高维度上谋求更长期的发展布局。以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为例，这就不是一年两年能够短期见效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实践教授及国际合作副院长肖耿曾对《财经》解析称。
微观而言，前述一系列规划内容的提出，被认为各有其具体针对性。以各界关注的金融及科技创新行业为例，此次规划提到要优化证券市场效能、优化国际债券市场，香港还将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等。
该规划也强调香港要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多维度完善人工智能生态圈，持续全面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强化跨界融合，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及与内地协同发展等。
汇丰亚洲及中东地区联席行政总裁廖宜建则对《财经》表示，乐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有关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置于首要位置。
“随着中资企业出海进入3.0阶段，中国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将持续扩大。在此背景下，离岸人民币作为支付、融资、投资及储备货币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欢迎当局通过过不同措施持续提升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例如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等。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连系人’，香港将持续巩固其作为全球首选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并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和前沿科技发展的全球高地。”廖宜建认为，“相信到2030年，香港将在人才多元化、数字化市场基建、资本市场广度，以及处理多币种交易结算能力等方面，成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当前中国香港稳居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但与纽约、伦敦存在综合功能上的差距，同时直面新加坡全方位竞争。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求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香港进行相关规划不是零散的行业政策组合，而是一套存量做强优势、增量补齐短板、战略升级赛道的‘组合拳’。”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余凌曲对《财经》解析称。
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主席席春迎也对《财经》指出，香港过去几十年，香港最成功的角色是“连接者”。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数字贸易扩张和人工智能加速应用的新环境下，仅仅完成连接已经不够。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必须进一步升级。过去，香港金融体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上市融资、资产管理、跨境结算和国际资本配置。未来，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标准，不仅是IPO数量、市场成交额和资产管理规模，还要看能否支持新产业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能否为科技企业提供覆盖初创、成长、并购和上市后发展的全周期资本。”席春迎认为。
执行效果如何衡量？
在公布前述规划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亦公布了新一份《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全文合计超过10万字。五年规划公布后如何落地执行，与年度性的施政报告将形成何种关系，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多。
作为五年规划公布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今年香港《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 以改革开新篇 促发展创机遇 惠民生向未来”，即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红利惠及市民。
按照李家超的解释，五年规划不等于计划经济，而是一项旨在指明策略方向、发展方向以及优先范畴的规划，同时亦是一份指导政府未来五年政策实施的蓝图。因此，特区政府每年推出政策时，都必须明确各项工作的优先顺序，以确保五年后能够达成既定目标。
“任何政府在设定指标时都会考虑类似的因素，有些事情政府必须做，指标对政府而言尤其具有约束力；有些事情政府很想做，但亦需要大家的参与，政府将发挥领导作用，协调资源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李家超解析称。
作为衡量标准，在这份采用代表开放、进步与稳重的深蓝色作为封面色的首份五年规划中，特区政府也提出了希望达到的多项指标，包括作为预期性指标的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力争达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GDP比重力争达5.5%。
在目标确立方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要设定了两大类指标，其中一些指标具有约束力，另一些指标则具有前瞻性。具体而言，五年规划中包含了前述一系列必须履行的“约束性指标”和引导市场方向的“预期性指标”，而《施政报告》则将制定多个“项目指标”。
具体而言，香港未来五年的22项主要指标涉及多项内容，包括民生指标、环境指标等内容。与内地其他城市相比，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未对实际GDP增长率设定具体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
作为未来发展主要新区域，香港“一五”规划对北部都会区建设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目标。图为因进入加速建设期而货车往来如织的北都洪水桥地区。摄/焦建
作为承载香港未来发展的主要空间，北部都会区“熟地”（已完成平整并具备基建配套、可随时交付发展的土地）的五年产出量，则被设定为14项指标中的唯一“约束性”目标。
具体而言，相关地区的住宅在规划期末的落成量将由约11000个单位，大幅增加至约7万个单位。同期熟地供应亦由约120公顷增至约900公顷增长约7.5倍。此外规划提出以约300公顷教育设施作为大学城核心，并串联毗邻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及周边社区，整体发展规模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
“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及产业协同布局，在香港过往城市发展规划中相当罕见，充分展现政府打造北都知识型城市群及国际教育枢纽的长远愿景。”香港戴德梁行方面向《财经》提供的回应指出。
“相关数据反映北部都会区已由过去以规划及土地整备为主的阶段，逐步迈向全面开发、产业落地及人口进驻的新里程。随着大量住宅、创科及产业用地陆续推出，香港未来的发展重点将由供应土地转向营造城市。特区政府应同步推进铁路及跨境基建网络、产业园区、商业配套、公共服务及社区设施建设，并加快引入具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及策略性产业，创造充足且优质的就业机会，实现真正的职住平衡。”戴德梁行副董事总经理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邓淑贤表示。
与之相关的，则是在分析这些内容的具体落实前景时，香港政商学界多位人士在近期接受《财经》采访时也大多表示，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并不是以往发展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一次重要的制度创新，核心看点在于香港能否建立一套“长期目标统领、年度政策落实、社会力量参与、市场机制检验”的新型发展治理体系。
在作为香港经济高质量转型新引擎的新兴产业领域，香港立法会议员陈祖恒认为，香港可朝两大方向着力推进：一方面，以生物医药、高端食品科技为例，“香港制造”的金字招牌象征具备世界一流的品质管控、严格安全标准与诚信声誉，可产生强大的品牌溢价，香港长远可聚焦发展的高增值先进制造业；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应进一步善用自身高度国际化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助力国家科企及其技术以香港作为桥梁“出海”迈向国际。
“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是一脉相承、环环相扣，为实现经济高质量转型、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谋划出关键蓝图与里程碑，并期盼通过更多前瞻具体的政策措施，带动传统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香港经济发展注入力量。”陈祖恒也对《财经》表示。
依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设的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产业研究员李立则对《财经》分析称，香港“一五”规划把国际创科中心、北部都会区和河套建设纳入五年坐标，意味着深港创科合作有望从项目对接走向体系协同。
“香港在源头创新、国际资本、专业服务和全球联通方面优势突出，深圳具备工程化、完整供应链与场景验证能力。下一步可率先在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打通研发验证、成果转化和国际市场拓展链条，把两地优势互补转化为共同定义技术、孵化企业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李立表示。
席春迎进一步指出，香港近期提出的人工智能金融治理、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人才合作，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一种新的政策方向，即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合作正在从过去以资金和产品互联互通为主，转向产业、技术、数据、规则和人才的深度协同。
“真正有意义的指标，应当包括香港是否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和产业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率是否提高，传统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是否改善，北部都会区能否形成真实的产业收入和就业，上市公司是否能够借助并购和创新实现持续成长，以及市民收入能否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同步增长。”席春迎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能否真正落地，很大程度上决定香港能否把国家支持、国际优势和自身禀赋，真正转化为新的产业能力、企业竞争力和市民可以持续分享的发展红利。”
责编 |李煜
题图来源｜摄/焦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