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人民大会堂灵堂内，叶剑英身穿深色中山装，站在毛泽东遗像前值守。吊唁者络绎不绝，气氛沉重。可有细心的人发现，叶剑英几次离开守灵位置，对身边工作人员只说一句：“去接待一下外宾。”随后便匆匆走出大厅。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让一些知情者意识到，叶剑英此时离开，恐怕并不只是接待外宾。毛泽东逝世后，中央面临的局势十分复杂，如何保证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已经成为摆在老一辈革命家面前的现实问题。
叶剑英与毛泽东的交往，早在战争年代便建立起来。1897年，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青年时期，他进入云南讲武学校学习，后来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7年，他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担任军事和统战方面的重要工作。
叶剑英并不是一开始就处在中央核心位置的人物。他的特点，是既熟悉旧军队的运行方式，也懂得共产党军队的组织原则。黄埔军校时期，他与周恩来相识；国共合作期间，他又多次参与军事联络。这样的经历，使他在复杂局面中往往能够较快判断轻重缓急。
长征时期，叶剑英担任过重要军事职务。遵义会议前后，他支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正确主张，并在关键时刻传递情报、维护部队行动安全。后来的许多叙述，把他写成单独救出毛泽东的“救命恩人”，这种说法过于戏剧化。更准确地说，叶剑英在多个危急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把不同事件简单拼接成一段传奇。
毛泽东看重叶剑英，也与这种办事风格有关。叶剑英少言，却善于观察；遇到大事不慌，遇到争议能坚持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主持华南、西南等地工作，参与军事建设和政权接管，在中央军政事务中逐渐形成了较高威望。
1976年是特殊的一年。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朱德于7月6日逝世，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持续恶化。9月9日零时十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对许多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来说，熟悉的战友接连离去，政治上的压力和感情上的震动交织在一起。
叶剑英参加守灵，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悼念。作为中央重要领导人和军队元帅，他还承担着观察局势、沟通各方的责任。当时，中央内部对“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处理存在尖锐矛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成的集团仍掌握着相当影响力。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离开灵堂时，往往没有公开说明真实目的。按照后来公开材料和相关回忆，他曾借接待外宾之名，与李先念等人接触。李先念当时也是中央重要领导人，长期负责经济和政务工作，对局势同样忧虑。
一次私下交谈中，李先念直截了当地说：“局面不能再拖下去了。”叶剑英的态度很明确：“要慎重，但不能坐视。”两人的谈话没有留下完整记录，后世流传的许多具体对白未必可靠，但他们当时围绕稳定中央局势进行沟通，是有历史背景的。
叶剑英随后联系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华国锋是毛泽东逝世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则负责中央警卫系统。几方面力量能否形成一致，关系到行动是否能够顺利进行，更关系到中央机关和首都秩序能否保持稳定。
这类联络必须极其隐秘。公开场合不能讨论，普通会议也难以进行。叶剑英利用守灵、会见干部和处理公务的机会，与有关人员分头交换意见。所谓“把电视机声音调大防止监听”等细节，主要见于回忆性叙述，不能当作每一个环节都已被档案逐一证实的事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最终形成了处理“四人帮”的方案。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被控制，江青也在中南海被隔离审查。行动迅速，中央警卫部队和有关部门配合紧密，没有造成大规模冲突。
叶剑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公开发表激烈言论，而在于凭借军队威望、政治经验和长期形成的人际信任，促成关键人物之间的协调。李先念的参与，也体现了经济、政务和军队系统之间的配合。
所以，叶剑英在灵堂外“见外宾”的真正价值，并不在那几次离开的神秘色彩，而在于守灵这一公开场合之下，正在进行一场关系中央领导权和国家秩序的秘密沟通。10月6日之后，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被结束，中央工作开始转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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