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香港启德机场，一架即将飞往雅加达的客机停在跑道旁。机上没有周恩来，但这架飞机后来发生的爆炸，却把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走向亚非外交舞台的风险，骤然推到了最高处。
这架飞机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航空公司运营。按照原定安排，中国代表团中的部分人员将乘机前往印度尼西亚，再转赴万隆，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并非普通的国际会议。朝鲜战争结束后，新中国需要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也需要让更多亚洲、非洲国家直接了解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准备在会上阐明中国愿意和平相处、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
他对此行极为重视。此前，为筹备会议，周恩来已经连续处理大量外交事务，身体也并不理想。三月，他因急性阑尾炎接受手术，尚未充分休养，便重新投入工作。有人劝他放慢脚步，他只说：“会议不能等人。”
真正让局势变得复杂的，是一份有关飞机安全的情报。四月上旬，有关方面获悉，香港一带可能存在针对代表团交通工具的破坏活动。情报是否确切，当时并不能完全证实，但周恩来行事一向不把安全寄托在侥幸上。
这件事后来被报告给毛泽东。一个深夜，中南海的内线电话响起，周恩来接到通知后赶去见毛泽东。这样的临时召见并不常见，周恩来心里明白，谈的不会是一般事务。
据流传较广的回忆，毛泽东见到他时，少见地称了一声“翔宇兄”。“翔宇”是周恩来的字，战争年代两人常这样称呼，建国后却已不多见。这个称呼，既有旧日战友间的亲切，也说明谈话涉及个人安危和全局安排。
毛泽东没有要求周恩来取消万隆之行，而是提出了另一种办法：会议必须参加，但不能再完全按照原定路线行动。周恩来很快理解了其中的关键，这就是借用兵法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思路。
代表团随即作出调整。周恩来、陈毅等人改经昆明前往缅甸仰光，再由缅甸方面安排飞机送往雅加达；其他人员仍按原计划分途出发。路线改变后，既没有公开制造紧张气氛，也避免让对方掌握周恩来的准确行踪。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飞越南海上空时发生爆炸，坠入海中。机上人员大多遇难，仅有三名机组人员生还。后来调查认为，这是一起经过策划的爆炸事件，目标与中国代表团赴万隆有关。
消息传到北京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邓颖超也十分担心，但很快得知周恩来并未登上这架飞机。毛泽东提前掌握情况，正是因为此前对情报保持了足够警惕，并及时改变了出行计划。
飞机失事后，代表团内部出现过是否继续前往万隆的担忧。危险已经变成事实，周恩来的行程却没有因此取消。他要求大家压缩行李，为飞机多留出燃油和载重空间。这个细节很小，却说明代表团已经把最坏情况纳入准备。
周恩来在途中给邓颖超写信，表示经过这次教训，今后无论外交事务还是安全问题，都要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议后再作决定。信中没有渲染危险，语气仍然克制，却能看出他对局势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
4月17日，周恩来抵达雅加达，随后前往万隆。此前外界一度以为他已经遭遇空难，当他出现在机场时，现场记者立即认出这位中国代表团团长。消息传开后，“周恩来安全抵达”本身就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事件。
4月18日，万隆会议开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针对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存异、增进了解的，不会把意识形态分歧强加给别人。他的讲话持续时间不长，却有效缓和了会议现场的紧张气氛。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并没有使中国代表团退缩，反而使安全、外交和政治判断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周恩来一面参加会议，一面安排空难善后，并要求妥善处理遇难人员遗骸和遗物。对他而言，万隆的谈判不能耽误，牺牲者的后事也不能被遗忘。
后来查明，爆炸与台湾方面策划的暗杀行动有关，香港机场内部人员被收买，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由于关键目标临时改变路线，这场针对周恩来的行动最终未能达到目的，而“克什米尔公主号”上的无辜乘员却付出了生命代价。
毛泽东那次深夜召见，真正改变的不是会议是否参加，而是参加会议的方式。周恩来没有因危险停步，也没有把勇气理解成毫无防备。路线变了，目标未变；飞机失事了，代表团仍然抵达了万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