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陈毅把一份报告送到北京，报告的内容并不长，却牵动了一位老地下工作者的命运。潘汉年在报告中承认，自己曾于1943年在南京见过汪精卫，而且这件事长期没有向组织说明。毛泽东阅后留下严厉批语：“此人从此不能信任。”
这句话，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肃清潜伏特务、审查历史关系，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潘汉年又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工作，接触过敌伪、国民党和地方实力人物，一旦历史交代出现缺口，影响远比普通干部复杂。
潘汉年并不是一个缺乏斗争经验的人。1930年代初，他曾参与中央特科工作，在上海秘密开展情报和保卫活动。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联络方式、交通路线、接头地点都必须反复掩护，稍有疏忽，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
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负责情报工作，曾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获取敌伪方面的消息。隐蔽战线有个特点：很多事情不能公开讲，许多关系也不能简单用“敌我”二字概括。能接触到关键人物，往往意味着获得情报的机会，也意味着随时可能陷入危险。
1943年，潘汉年经李士群牵线，在南京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是南京伪政权的核心人物，曾经公开投敌，其政治立场没有任何疑问。会面本身并不等于投降，也没有证据证明潘汉年接受了汪精卫的拉拢，但这次接触的性质十分敏感。
据有关材料，汪精卫在谈话中对潘汉年颇为客气，试图以职位、待遇和政治前途相诱。潘汉年没有答应，也没有留下投靠伪政权的事实。问题在于，会面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向组织报告。
这一步，成了整件事情的关键。
地下工作最忌讳的，不只是立场动摇，更是擅自处理重大关系。哪怕谈话没有结果，也必须让组织知道；哪怕认为自己是为了工作，也不能把判断权留给个人。潘汉年后来解释，自己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才把事情压了下来。可在严格的组织纪律面前，这个理由很难成立。
更麻烦的是，隐瞒持续了十二年。抗战、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潘汉年却始终没有主动交代。时间越久，事情越不像一次普通的工作失误，而像一个始终没有打开的缺口。
1955年，中央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过程中，要求有关人员主动交代历史问题。潘汉年受到触动，向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说明了南京会面的经过。陈毅听完后非常震惊，追问道：“这件事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说？”潘汉年只能承认，自己当年判断失误，后来又一再拖延。
报告送到中央后，调查随即展开。潘汉年被捕，随后受到审判。最初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并被开除党籍。此后，他长期被关押、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因病在北京去世，未能等到正式恢复名誉的那一天。
有人据此认为，潘汉年功劳很大，判罚未免过重。这个看法并非没有依据。潘汉年在隐蔽战线上工作多年，确实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革命事业提供过重要情报。可是，功劳不能自动抵消纪律问题，尤其不能抵消对重大历史关系的长期隐瞒。
毛泽东为何如此愤怒，核心恐怕不在于潘汉年见了汪精卫，而在于他没有及时报告，并且担任重要隐蔽战线工作者。对于普通干部而言，一次隐瞒已经严重；对于掌握大量秘密、经常单独决策的人来说，组织无法确认他究竟还隐瞒了什么。
不过，判决也并没有成为历史的终点。此后的复查持续多年，调查人员重新核对档案、证言和相关历史背景，重点审查潘汉年是否存在背叛组织、向敌人提供情报等行为。复查结论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他背叛了党，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曾投靠汪伪政权。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正式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撤销原判，恢复党籍，确认原来的处理属于错误。这个结论并没有否认他隐瞒会面的严重性，而是把两件事分开：纪律上的过错，需要承担责任；政治上的背叛，则必须有确凿证据，不能凭推测定案。
潘汉年的命运因此显得格外复杂。他不是因为已经证实叛变而入狱，却因一次秘密会面和十二年的隐瞒付出了二十二年的人生代价；他最终被平反，也不是因为那次隐瞒无关紧要，而是因为复查没有发现背叛组织的事实。历史处理这类问题，最难的地方正在于，功过、证据与责任，不能混成一句简单的“冤”或“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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