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外，陈永贵刚参加完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便被周恩来请到医院谈话。面对“国务院副总理”的安排，这位从山西大寨走出来的农民没有立即点头，而是先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高，恐怕干不了。”

这句推辞并不意外。陈永贵早年没有接受完整教育，长期在田间劳作，后来才通过扫盲逐渐识字。可在周恩来看来，能不能胜任职务，不能只看学历，更要看一个人在群众中做过什么、能不能把事情办成。

周恩来语气很严肃：“你是党员，就要接受党的安排。”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

他走进中央，并不是因为一纸履历，而是因为大寨这个小山村。大寨地处山西省昔阳县，土地贫瘠，沟壑纵横，耕作条件很差。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带着社员修梯田、治水土、改造山坡，许多工程没有现成经验，只能边干边摸索。

1963年，大寨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旱涝、风雹和霜冻接连而来，村里的房屋、庄稼都受到破坏。灾情面前，陈永贵没有把希望全寄托在救济上，而是组织群众抢修田地、重建家园。他常说：“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什么也不怕。”

这不是一句空话。经过艰苦恢复，大寨当年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成绩，还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村民住进新窑洞，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大寨的经验被概括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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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陈永贵并不擅长使用书面语言。他讲话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讲的却是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怎样分工，怎样修坡，怎样组织群众，怎样把一件难事拆开来办。作家赵树理听过他的报告后，曾评价说，他没有引经据典，却处处体现着朴素的道理。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面对上万名干部，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连续讲了几个小时，把大寨多年建设中的细节一一说清。台下的人听到的不是抽象口号，而是狼窝掌治理、抢险抗灾和夜间施工这些具体做法。

同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寨由此成为全国农业建设中的典型。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西方面汇报时，专门询问了陈永贵的情况。得知他识字不多却长期带领群众生产，毛泽东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

陈永贵受到重视后，职务不断变化，先后担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特殊时期里，昔阳的生产建设相对稳定，与他的组织能力和群众威信有很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他处理问题并不完全依靠身份，而是习惯到基层去看、到田里去问。

成为副总理后，他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却很快感到与农民之间隔了一层。于是，他提出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支持他下基层，并同意他搬出钓鱼台。

陈永贵最受关注的一件事，是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也没有按照副总理身份领取国家工资。他仍保留农村户口，生活上的一部分收入按照大寨工分计算。由于长期出差，山西方面和国务院后来给予相应补助，他接受的是生活补贴，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改成城市职工。

这件事不能简单理解成拒绝一切待遇。更准确地说，他坚持保留农民身份，不领取国家正式工资，同时接受组织按实际情况安排的生活费用。后来他把大寨给他的工分收入退回，个人生活费主要依靠国家补助。这个细节，正好说明了他对“从哪里来”的看重。

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期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卸任后，他的生活重新归于平实。清晨起床，照料家人，外出散步，偶尔模仿别人打拳；动作不熟，就摆出刨地的姿势，自称“庄稼拳”。

1985年1月，陈永贵被查出肺癌晚期。大寨的老干部赶到北京与他见面时，他已经十分虚弱，却仍拿起橘子招呼大家。临别前，他反复叮嘱：“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子们，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直到生命末期，他谈得最多的，仍是大寨的土地和那些一起劳动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