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一千多名开国将领齐聚一堂，肩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名字一个一个念过去，掌声一阵接一阵。
上将名册翻到了最后一页。
没有人听见“王建安”三个字。
那一刻，这个人不在怀仁堂。他就在北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窗外隐隐飘来怀仁堂的鼓乐声。四十七岁，正值一个军人最能打仗的年纪。他就这么坐着，什么都没说。
这不是他不够格。1952年评级的时候，他就是正兵团级，按资历、按战功，授上将一点问题没有。红军时期当过军政委，抗战时期当过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当过第七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时期接替宋时轮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华东战场的硬仗，他一场没落下。济南战役中，他手下的两个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的称号，这份荣誉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不多见。
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名字愣是从上将名单上被划掉了。
为什么？
一年后，他才被单独补授上将军衔。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当过正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十三年，全是“副”字当头。
这一划、一补、一副，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一、先说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王建安，1908年生在湖北黄安——今天的红安。那地方出将军，一个县走出两百多位开国将领，号称“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在王建安出生的年代，红安就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
他家穷到什么程度？十四岁给地主放牛，后来靠乞讨过日子。不是文学化的描写，就是他真实的童年。一个穷到要饭的孩子，在那个年代，命运基本上已经被锁死了。
1924年，十六岁的王建安跑到武汉，在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个大头兵。当了几年兵，他看清了一件事：旧军队这条路，走不通。
1926年冬天，他回到黄安，加入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第二年，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他率先登上黄安城西北的城墙——他是第一批冲上去的人。
从这一天起，他把命押在了革命上。
此后他在红四方面军里一步一步往上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级一级升上去，靠的是不怕死、会打仗、能带兵。1933年，他当上了红30军88师政治委员。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时候，师长牺牲了，他一个人又当师长又当政委，带着全师硬是把阵地守住了。
总部的评语就四个字：“军政双全”。
这四个字在红军里不轻易给人。能打仗的干部不少，能管队伍的干部也不少，但两样都行的，不多。王建安算是真拿战绩换来的。
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山东。山东那地方，仗特别难打。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几乎没停过，国民党顽固派又在旁边掣肘。王建安在鲁中扎下根来，带着部队一次次顶住、一次次反击。1943年11月，日军调了两万人分路合击，目标就是围歼他的部队。他指挥一个营，激战一整天，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全员无伤亡跳出包围圈。这不是运气，是指挥员对地形、时机、敌情的精确判断。
在山东，他和许世友并称“山东双雄”。
但这对“双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好。这里面有一段旧账。
二、那件“拖枪出逃”的旧事
1937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出了大事。
红四方面军原领导人张某犯了错误，部队的高级将领受到牵连。在抗大学习期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屡遭批判，日子很难过。许世友气得吐血，刘世模更是受不了压力自杀未遂。
在这种背景下，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萌生了一个危险的念头：离开延安，回四川去打游击。
许世友是发起人。他联络了五个军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一共三十多人，计划从抗大厕所侧面集合，悄悄从北城门出走。
王建安也在其中。他一开始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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