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北京一间办公室里，邓小平接待了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志。来人是贺诚，中将军衔，曾长期负责人民军队卫生工作。谈话没有从职务说起，邓小平先问他的身体，随后拿出一份材料，提到了一封来自成都的信。
这封信的落款人，是贺诚的女儿贺礼荣。她写信的目的很直接：父亲年纪大了，身体尚可，不能一直闲在家中，希望组织能够给他安排工作。
贺诚本人并不知道女儿写信。接到邓小平的通知时，他甚至有些意外。这样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军医，为什么会在晚年重新走进中央领导人的视野？事情要从他早年的选择说起。
1901年，贺诚出生于四川三台县龙门垭。父亲贺隆旦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和同盟会的武装斗争，家庭环境使他很早便接触到救国图强的思想。贺诚读书用功，后来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逐渐将医学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众疾苦。贺诚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也认真阅读进步书刊。1925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而言，学医并不只是谋生手段，更是改变军队医疗条件、减少伤员死亡的一条实际道路。
1926年，贺诚被派往广东，在北伐军中担任军医。广州起义爆发后，军医处不少人员处境紧张，他召集医务人员开会，说明起义形势。大家表示拥护后，他带领军医处参加起义，并向起义总指挥部报告。
起义失败后，贺诚转入秘密工作。1931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处长。那里的困难非常具体：缺药品，缺器械，也缺受过正规训练的医务人员。伤员能不能及时救治，往往取决于几包药、一副担架。
贺诚没有把卫生工作停留在“治伤病”上，而是着手建立卫勤制度，培训医务人员，调查药品来源，并尝试利用缴获物资开展医疗保障。他向毛泽东汇报办医务学校的设想时，毛泽东问：“由谁来教？”贺诚回答，准备吸收俘虏中的医生。毛泽东随即提醒，要把人培养成“红色医生”。
这次谈话还涉及药品和器械生产。毛泽东赞成先行试办，并要求从缴获物资中调拨一部分救治伤员。后来，红军卫生工作逐步形成制度，卫生防疫条例和卫生运动纲要等文件，也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长征和革命战争年代，贺诚几经辗转。1936年10月，他到达保安，重新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调他到北京。1949年后，他参与主持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的工作，承担起建立新中国卫生体系的任务。
有意思的是，贺诚面对新职务并不自满。他曾表示自己能力有限，希望中央另选他人。周恩来却劝他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工作总要有人挑起来。毛泽东则强调，卫生政策必须建立在总结经验、调查研究和适应新情况的基础上。
在一次谈到全国医疗力量的会议上，毛泽东询问西医和中医的数量。贺诚说明，西医人数很少，而中医数量众多。毛泽东由此强调，不能只依靠少数西医，必须团结中医、帮助中医提高技术。这个意见对新中国早期卫生工作的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特殊时期，贺诚受到不公正对待。1972年，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希望重新工作的愿望。6月2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周恩来、叶剑英等也作了批示，贺诚随后回到北京。
1973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发现贺诚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便问他是否来了。得知贺诚在场后，周恩来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到岳阳调查“三废”治理问题。贺诚前后用时数月，完成调查并回京汇报。
遗憾的是，这次工作安排没有让他长期回到岗位。贺诚再次闲居家中，女儿因此写信给邓小平。邓小平接见他时说：“你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随后，他把贺礼荣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贺诚。
毛泽东重新调出1972年的批件，并写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邓小平告诉贺诚，毛泽东还追问，既然三年前已经批示，为什么问题到现在仍未解决。
贺诚看完批示后十分激动。经过研究和批准，他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重新承担工作。因身体原因，他后来离开岗位。1977年，邓小平住院期间还谈到贺诚，称他是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的好同志。1992年11月8日，贺诚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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