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江西修水、铜鼓一带，几支队伍正在向湘东集结。枪械并不充足，士气也受到挫折，但一面鲜明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被打了出来。秋收起义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发生了转折：革命武装不再只是借用旧军队名义，而是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队伍。
人们常说秋收起义有六位主要领导人，指的是毛泽东以及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钟文璋等人。严格说来，后五人分属前敌委员会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领导机构，职责各不相同。有人牺牲，有人离队，有人叛变，也有人在战争中走向另一条道路。
卢德铭是这支队伍中最受毛泽东倚重的军事干部。1905年，他出生于四川自贡，后来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北伐时期，他曾在叶挺独立团任职，作战果断，善于带兵。叶挺曾评价说，卢德铭打仗很有办法，有时甚至不是自己指挥他，而是依靠他的判断。
南昌起义前后，卢德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由于行军耽搁，他未能及时赶到南昌，却奉命率部转赴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指挥。起义受挫后，部队向井冈山方向转移。1927年9月23日，卢德铭在江西萍乡芦溪一带掩护部队突围时中弹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位年轻将领时，曾说：“卢德铭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句话并非单纯的悼念，更说明他在关键关头支持了向罗霄山脉转移的决定。若没有这次转移，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很可能难以延续。
余洒度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早年他参加过周恩来创办的血花剧社，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警卫团改编后，他成为军事领导人之一，在名义上承担着统率全师的重任。
问题出现在起义失利之后。毛泽东主张放弃直取长沙的计划，把部队转往农村和山区，余洒度却难以接受。他认为退却意味着失败，甚至把这一战略调整看成消极避战。三湾改编前后，余洒度离开了队伍，后来投靠国民党方面，曾任军队政训部门职务。由于与上级关系恶化，加之个人生活问题，1930年代中期被处决，年仅30岁左右。
余贲民的经历则完全不同。他是湖南平江人，1888年出生，1922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时，他担任第一师副师长。与其说他是冲锋陷阵的将领，不如说他更像一名沉稳的组织者。
起义部队缺粮、缺衣、缺药，余贲民承担了大量后勤工作。他筹集粮食，安排缝制军服，组织修理枪械，还推动建立卫生机构。有人称他是井冈山上的“大管家”，这个称呼虽然朴素，却点出了他在队伍生存中的作用。1933年，余贲民在战斗中牺牲，时年45岁。
苏先骏是前敌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秋收起义时，他担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起义遭遇挫折后，苏先骏的思想发生动摇，逐渐对革命失去信心，离开了原有队伍。
1928年，苏先骏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不少革命人员。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他被捕并被执行枪决。一个曾经拿过枪、带过兵的人，最终因政治立场改变而走到尽头，这也是革命队伍整顿过程中最沉重的一类教训。
钟文璋同样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出身，湖南益阳人，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秋收起义时，他任第一师参谋长，并兼任第一团团长。战斗中，第一团损失较大，钟文璋承受不住压力，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此后，他重新进入国民党军队，获得少将名义。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钟文璋负重伤不治，年仅27岁。与卢德铭的牺牲相比，他的结局少了几分壮烈，却同样折射出那一代军人在大变局中的选择与失落。
秋收起义的领导层并不整齐，个人性格、军事判断和政治立场差异很大。有人看重眼前胜负，有人能够接受战略转变；有人把后勤当作生死大事，有人却在挫折面前离开。正是在这样的碰撞中，毛泽东逐步确立了以农村为依托、保存武装力量的方向。
这支队伍后来走出罗荣桓、谭政、张宗逊、宋任穷、陈士榘、陈伯钧、黄永胜等将领。秋收起义本身没有立即取得胜利，但它留下的队伍和道路，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发展史上无法绕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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