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名将李天佑曾经叹息过：“打了一辈子仗，没被毛主席批评过，没想到却在这土匪上摔了跟头。”
之所以如此难过，是因为在建国初期的剿匪战争中，他所在的广西被主席批评“全国剿匪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存在严重的问题”。此语相当严厉，随即中央把陶铸调往广西，匪乱才得以平定。
不过纵观广西的剿匪工作，其实主要原因不在李天佑身上，他当时只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负责执行，并且多次提出过正确意见。
奈何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只愿采取怀柔宽大政策，导致情况反反复复。甚至陶铸刚抵达广西了解情况时，张云逸都没有改变想法，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也站在张云逸这边。
组织派了更上一级来视察工作，军区的一把手、政工搭档还是如此，所以广西剿匪不利的责任真不能简单推到李天佑身上。
这也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张云逸、莫文骅都是工作几十年的老革命，为何在没有搞出成绩挨了中央批评的情况下，仍然不思变动？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广西在民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自成一系，李宗仁、白崇禧在此经营多年，层层严密把控。并且广西山林众多、民风彪悍，白崇禧在自知正面无法抗衡后，就让麾下化整为零打游击。因此，广西的形势比大多数省份都要复杂。
中央最开始是想两广的事让两广人来负责，所以叶帅主政广东，张云逸主政广西，用乡土情谊分化一部分顽固分子，有利于加快局势的稳定。
但是，正因为乡土情谊，广西省委（当时并未成立自治区）领导班子采取的政策就非常柔和，比如每个县只杀一名土匪头子，其余匪众教育后就释放；即便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愿意公开悔过，第一次也可以放条生路。
这个本意是好的，但未考虑到匪众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决定了一条路走到黑的，根本不会存在任何感恩之心，所以放走不久又复叛，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李天佑作为广西人，一开始也是想宽大处理。但他是负责具体作战的指挥员，现实情况让他意识到必须改变，所以就向省委表态，说这是解放战争的继续，需用武力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解放人民。
省委不同意，回复说还是得依靠老百姓自我觉悟，然后与解放军联合起来剿匪。李天佑为此非常苦恼，他在一线深入了解过，广西的枪支很多，很多群众家里都有枪，不能光靠这点就判定身份。
而一些土匪又刻意伪装在群众当中并吓唬群众，导致别人不敢指认，我军就没办法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抓抓放放没个终点。
再者，政策太过柔和，不仅让匪众肆无忌惮，也束缚了我军作战。时任45军135师师长的丁盛，南下时一个师敢搅乱桂系白崇禧的后方防线，但到了桂地却没办法放开手脚打，抱怨过：“土匪猖狂至极，都打到我师部大门口来了。”
如此种种，让李天佑明白剿匪其实已经是一场另类形式的战争，他提议先把枪支严格管控起来，民间的枪收缴后登记，等局势平定后再进行安排。退一万步说到时还给百姓都可以，但眼下必须收缴，不然民不民匪不匪，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工作。
奈何省委担心激化矛盾，还是没同意。李天佑无奈，就提出省委主要负责人跟自己一起发电报给中南军区，希望上级派人来指导。负责人没有点头，李天佑最后是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南军区。
此时广西的剿匪工作已经引起了中央不满，1950年8月，毛主席亲自起草电文：“广西是全国剿匪成绩最差的一个省，领导方法存在严重的缺点！”于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同月抵达了南宁。
陶铸是雷厉风行的人，立马开展工作，找到对省委剿匪政策提出意见的干部谈话，李天佑就表达自己的观点，说应把军事剿匪与发动群众结合，改变以往宽大无边的偏向。
他还说及了一点：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和觉悟起来时，对土匪就必须迅速、有力的纠正，否则群众还会因为恐惧成为土匪无意识的“帮凶”。陶铸听得频频点头，在之后的广西高干会议上，他就指出了三点问题：
“一、民枪没有收缴；二、过于宽大怀柔，没有严格处理；三、剿了几个月，土匪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这是右倾。”随即陶铸将这些内容做成材料，向中央汇报。
对于陶铸的举动，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有意见，
他觉得陶铸只听取了对省委有意见的声音，却没有来了解过省委的考量，任何事情都不应该偏听偏信，把各方意见汇总后再上报才最合理。
莫文骅很理解张云逸的观点，并保持一致，认为广西少数民族多、山地多、土匪多、枪械多，先天就存在困难。群众对革命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应结合本地的情况稳妥一点。
虽然在剿匪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偏差，导致成绩落后，但这不能说政策完全就是错的。省委和军区存在不足，可不能乱扣帽子。上级过来应是予以帮助，而不是把斗争扩大化。
不过还没等莫文骅与陶铸争论过结果，中央的指示又到了，1950年11月，毛主席接连去电三封，直言广西的解放时间在西南之前，但剿匪成果却在西南之后，这并非正常的现象，需要广西负责人检讨并拿出结果来说话。
中央如此态度，那广西随后就以陶铸为主了，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多人挨批，张云逸此后虽然还挂着职务，但实权都在代理书记陶铸手里。
军事指挥方面，逐渐以李天佑为主，并且中央也调来了陈明仁21兵团相助，广西匪祸终在1952年末彻底完成。
因为还是干出了成绩，李天佑升任为广西军区司令员。而当初支持张云逸的莫文骅，1951年被调到了东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莫文骅解放战争中担任过14兵团政委、13兵团政委，在整个四野当中，仅他一人担任过两个兵团的政委。
但在1955年，他却只被授予中将军衔，这跟广西剿匪不利就有很大关系。如果他在广州干得好，这会是授衔的加分项，且不会被调去东北；
如果不调去东北，1952年就不会被东北军区高司令员压制为副兵团级；如果不被刻意压制，那凭借他的资历和职务大概率为正兵团级，55年被授上将就是板上钉钉。
可惜啊，一个不那么美好的蝴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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