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中南海丰泽园。

一份关于干部级别评定的报告摆在毛泽东的案头。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

主席翻到其中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姓名栏写着三个字：郑位三。职务栏——空白。军衔栏——空白。

一个没有任何现任职务、也没有任何军衔的人，级别该怎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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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这种事根本不该惊动主席。但负责评级的同志犯了难，这个问题一路从基层报到了国务院，又从国务院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拿着这份表格，犹豫了一下，决定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毛泽东看完，半天没说话。他拿起毛笔，在报告上批了十一个字：

“位三同志劳苦功高，定为行政三级。”

行政三级，什么概念？

当时刚刚授衔的十位开国大将，定的是行政四级。也就是说，这个既没有职务、又没有军衔的老人，待遇比所有大将都高一级，与元帅同级。

消息传出去，很多人懵了。

这个郑位三，到底是谁？

凭什么？

一个“消失”了的人

要搞清楚这件事，得先把时间往回拨。

1955年的郑位三，在官方档案上的身份很简单：全国政协常委。

没有军职，没有行政职务，甚至不怎么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多年轻干部压根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如果翻一翻二十多年前的档案，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郑位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街上到处贴着通缉令，白纸黑字写着悬赏五千大洋，捉拿“共党要犯郑位三、董必武”。

郑位三当时是中共黄安县委的负责人。他没有跑。面对组织上“隐蔽转移”的指示，这个文弱书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逆流而上，回到最危险的鄂东老家。

白天，他化装成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用通俗的民谣传唱革命道理。晚上，他在祠堂的油灯下，用树枝当教鞭，给赤卫队员讲解游击战术。

就这样，他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把革命的火种重新点了起来。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三千多名农民扛着扁担、举着梭镖，像潮水一样涌向黄安城。这场起义后来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而郑位三，就是这个起点最早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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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麻起义最终失败了，起义队伍在突围中损失惨重，幸存者向木兰山转移。郑位三是唯一留下来的县委常委。他代理黄安县委书记，把机关转移到七里坪，在白色恐怖中独自开展工作。

说“独自”可能不太准确。他身边还有一群人——七里坪周围三百多户贫苦农民。郑位三带着工作队进村的时候，正赶上地主带着家丁抢收佃户的麦子。他二话不说，带着赤卫队员把麦捆子夺回来，当场分给饿着肚子的农民。

这一把火，彻底点燃了群众心里的革命热情。

后来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成立，郑位三振臂一呼，动员大家参加红军，响应者蜂拥而至。当时有人说过一句话：“没有郑位三，哪来的上万人参加红四方面军！”

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能说明一个问题——郑位三在大别山老百姓心里的分量，不是一般的重。

当地流传着一首歌谣：“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最残酷的岁月，他一个人扛了下来

1932年，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向西转移，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郑位三再次选择了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