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北平，国共和谈即将破裂之际，张治中已经收拾好行装，准备返回南京。周恩来没有让他登机，而是把这位老朋友留了下来。这个决定，改变了张治中一家人的命运，也让两人几十年的交往进入了新的阶段。

张治中并不是临时起意站到共产党一边的人。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就与周恩来相识。那时的张治中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甚至曾流露出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周恩来却劝他暂时留在国民党内部，认为他在那里更能发挥作用。

这份交情并不只停留在谈话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时，张治中也曾到场。两人后来分处不同阵营，却没有因此断绝往来。张治中性格直率，遇到大事敢于担当，这一点周恩来始终看在眼里。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张治中主动把自己的住宅让给毛泽东居住，自己一家则搬到条件简陋的地方。为了保障毛泽东安全，他还抽调警卫力量负责警戒。谈判结束后，张治中又与毛泽东同机返回延安，以实际行动表明态度。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安排。重庆谈判期间，局势复杂，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意外。张治中愿意把个人安危置于一旁，既有对国家前途的考虑，也有对毛泽东人格和政治主张的认可。

1946年，在张治中多次协调和据理力争下，被关押在新疆的一百三十多名中共党员干部及其家属获准返回延安。有人称他为“和平将军”，并非只因为他参加过谈判，更因为他在关键处确实做过减少冲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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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面临的风险十分明显。周恩来对他说：“留下来吧，不能让你成为第二个张学良。”张治中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挽留，而是对现实危险的判断。南京方面若将谈判失败归咎于他，回去之后很可能遭到严厉追究。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设法把张治中的妻子和子女从南京转移出来。家人抵达上海后，为避免引起注意，夜里不敢开灯，第二天一早便被安排乘机离开。途中飞机还遭到国民党飞机跟踪，后来在解放区机场降落，张治中一家才平安抵达北平。

机场见面时，张治中久久没有说话。对蒋介石的旧日情感、对国民党内部关系的顾虑，以及多年形成的忠君观念，仍然压在他心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与他交谈，劝他把“忠”的对象从个人转向人民，而不是继续为一场已经失去民心的战争承担责任。

1949年6月25日，张治中发表通电，呼吁国民党将领停止内战，接受人民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后来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政治地位不低，生活却并不宽裕。

张治中家中子女较多，平时花销不小。他为人清廉，不善经营，也没有借职位为家人谋取钱财。建国初期，手头实在紧张时，他曾向傅作义借钱。傅作义素来敬重这位老友，原本只听说张治中需要一笔钱，便多给了一些，表示有困难可以再来。

这件事后来被傅作义在与周恩来交谈时偶然提起。周恩来听后很是自责：“这件事，是我疏忽了。”傅作义连忙劝道：“你要管的事情太多，不能事事都顾到。”话虽如此，周恩来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句闲谈。

此后，有关方面给张治中送去一笔钱，并安排医疗人员为他治疗腿疾。具体数额在相关回忆中多有记载，通常说是6000元。周恩来有空时，会请张治中到家中交谈，也会到张家看看。对这类身居高位却生活俭朴的党外人士，周恩来往往格外留意。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治中曾给毛泽东写信，为彭德怀申辩。信件篇幅很长，内容涉及对形势的看法，也有对彭德怀个人品格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样一封信很容易给写信人带来麻烦。周恩来将信件压下，劝张治中安心休养，实际上是在替他挡住可能出现的冲击。

特殊时期，张治中同样受到波及。有人闯入他的住宅，家人受到惊扰。周恩来得知后，安排力量保护张治中一家，并把他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为减少外界干扰，医院一度采用化名，连家属探视也受到严格限制。

1969年4月，张治中病逝，终年78岁。有关方面起初考虑从简办理，但周恩来坚持为这位和平将军举行告别仪式，并允许亲友参加。送别时，他站在张治中的遗像前，长时间沉默。许多旧日交往，至此只剩下遗像、挽联和一场迟来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