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高校坠楼舆情中的谣言爆发机理|小红书|网络谣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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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燕志华

本文目录：

一、事件的网络传播“搞丢”了一整天

二、要重新考察并还原事件爆发的时间线

三、流量时代该如何科学看待谣言？

四、为何说首次通报具有战略价值？

五、此案最理想的处理过程是怎样的？

近几天，南方医科大学坠楼事件接连登上热搜，在网络引起巨大关注。从事件特点看，热搜多、谣言多发较为显著。相关部门在调查真相之外，还要花大力气来应对网络谣言。

由于在事件前期，“老师压迫学生”“导师只批假三天”等谣言引爆了网络情绪，在事件出现反转之后，网民和媒体开始群起谴责谣言的制造者，相关账号被处理。各方都认定谣言是推动此案升级的罪魁祸首。

不过，将批判的板子全都打在谣言上，看起来非常正确，但我认为这是不太妥当的。如果不能科学复盘并总结教训，类似现象风险依然巨大。

一、此次事件的网络传播“搞丢”了整整一天的信息

复盘此次事件，会发现由于热搜迭爆，网民注意力发生了严重偏离，情绪传播成为主流，故事出现重构，使得网络传播和事实本身大相径庭。

如果从我们看到的网络热点顺序和重点看，此事进展的时间线是这样的：

事件在16日（事发次日）上午10时首次上热搜—谣言上热搜—媒体报道—16日晚上学校通报—17日开始反转—抨击谣言……从这个时间线看，事情是一个流量和情绪频繁爆发的传奇故事。

但是如果按照事件本身的原始信息、热搜出现时间和各方互动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上述这个时间线是不准确的。现在需要正本清源，回到事件本身，重新进行叙述。

坠楼事件发生在2026年9月15日凌晨1时55分左右，而事件出现第一个热搜是在第二天，也就是16日的上午10点。在这中间，隔着一天多的时间，事件进程中出现了巨大信息空白。而媒体报道和网民关注，是从热搜开始的，前一天被搞丢了。在传播速度已经以秒来计算的今天，人们竟然可以忽视这个关键的时间窗口，这本身就表明我们今天看到的事件传播是跳跃性的，而不是真实的线性的，事件仅仅是各种情绪切片的大杂烩。

这意味着，这个事件发酵、传播和爆发的过程细节，在整个事件处理总结中被严重忽视了。

一天之后的爆发的热搜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被网民顶起来的，也就是已经在网络的各个角落层面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播，最后才被顶上热搜，引爆为全网新闻。这说明，在传播中出现空白的15日到16日热搜之间，网络早已出现大量的相关信息。但是他们因为没有被报道、没上热搜，成了被无视的“暗物质”。仅仅从大数据监测的数据看，15日当晚在小红书、朋友圈等平台已经大规模传播了。

二、从事实本身出发，需要重新考察并还原案件爆发的时间线

从生活常识出现，我们可以想象，在事件发生之初，或者出现了首个目击者之后，某种爆炸式的传播就已经开始了。跳楼地点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众多的学生目击后，会迅速形成人际传播、社交媒体传播、微信群传播、朋友圈传播、各个新媒体平台的自媒体传播。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交传播，更多是私域传播，并未进入公域传播，这就意味着如同地火在奔突，尚未喷涌出地面。就这样在网络各个层面和角落的传播之后，才在第二天的10点引爆为热搜。

事件在16日爆发第一个热搜之后一个小时，第二个谣言热搜就出现了，然后7分钟之后，又爆发第三个热搜，“南方医科大学导师权利”。这意味着，事件就此开始进入全体网民视野，在整个网络爆发。

在热搜爆发前的近20个小时里面，受到事件波及的人群肯定是非常大了，师生被惊吓、充满痛惜、急切寻找真相、自发悼念，不明真相的网民更迫切地寻求真相、自媒体搜寻信源以初步证实、网络关于导师权力过大等刻板印象开始复活，网民的愤怒情绪开始酝酿等。更关键的是，在网络流量的刺激下，算法开关被激发，开始集中推送相关信息。热度快速升高，终于在16日上午引爆为热搜，成为公共事件。

所以，从事件本身来看，此事的时间线应该是这样的：

学生坠楼—校内人际传播—微信群传播—朋友圈传播—不实信息流传—变为谣言—15日晚的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传播—16日上午连爆热搜—南方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参与报道—16日晚19:35学校首次通报—19:59媒体发布辟谣采访报道—网络情绪反转—全网声讨造谣者……

从上面这个以事件本身为主体的传播来看，我们会发现在16日上午连爆热搜之前的一天多时间里，公开传播和媒体都是缺席的，官方各部门也都是沉默的。

但就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各种事发地的原始信息、不实信息和谣言在高速无障碍地裸奔着，人们急切寻找答案，却无从了解。算法已经被激活，热搜在路上。即便相关方面已经报警，公安已启动调查，学校也成立了调查组，但是没有及时给网民通报，权威的信息一直处于真空状态。

如此长时间的风险窗口和风险敞口被忽视，然后事件复盘阶段，又将所有过失都归结为谣言，这种做法并不科学理性。

为此，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并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谣言。

三、以此案为例：流量时代该如何科学看待谣言？

谣言是一种古老的信息传播，学术界对于谣言的研究由来已久。当然，从治理角度看，中国社会基本上是把谣言当做一个“有害信息”“虚假新闻”来对待的，具有无可置疑的负面性，甚至将某个信息定性为谣言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治理手段。但是从学术和更科学治理的角度，谣言看起来更复杂。

一般而言，对于谣言的观点、基本有如下四种学术观点：

一是，谣言是群体认知的产物，源于信息缺失、焦虑情绪，是普通人在不确定环境下，试图理解事件的心理尝试。

二是，谣言是中性的社会信息传播形式，不是单纯的“坏东西”。谣言是非正式的集体新闻，官方渠道信息不足、公信力不足时，谣言会填补信息真空；谣言具备某些社会功能，如宣泄群体情绪、表达对权力的不信任等。很多谣言本质是社会情绪的载体。公共危机里的谣言，很多时候折射公众的不信任感，不完全是造谣者恶意。

三是，信息缺口导致的后果。权威信息供给不足、发布滞后，谣言抢占解释框架；互联网降低传播成本，谣言生产、扩散速度远超传统时代；辟谣信息天然滞后。

四是，谣言是民间叙事，和民间故事一样，承载集体恐惧、社会想象。它会不断改编、代代流传，不一定追求事实准确，重在表达群体的集体担忧（如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类都市谣言）。

结合上面的学术研究，再结合过往的舆情案例，和此次坠亡事件，我们能否得出如下一些假设性的看法？

假设一：此次围绕坠亡事件出现的几则谣言，不完全是造谣者的恶意。发布不实信息的博主可能一开始在权威信息空白的时候，出于涉及高校舆情的刻板印象，对于道听途说的一些说法信以为真，进行了转发，网民也加入了传播，成为一种理解真相的尝试，但是后来被证明为虚假信息，被定性为谣言；

假设二：此次谣言表达了网民群体对于高校导师过大的权力、信息不能及时公开等弊端的不满，成为多年来网民积累的不满情绪的一种信息载体；

假设三：由于权威信息供给不足、发布滞后，不实信息占领了网民的认知空间，并进行了转发分享，导致了谣言大爆发。

基于这几个假设性观点，可以说，谣言在真相到来之前的漫长的真空时段里，为网民提供了解释力，在真相到达后，又击退了谣言。所以我的看法是，事后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谣言，并不合理。

谣言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有规律性。它并非十恶不赦，在一些时候，反倒成为一种反向指标，暴露我们工作出现的疏漏、舆情应对失当以及未能良好善后的历史遗留问题等。

声讨谣言是必须的，谣言适合做万能的替罪羊，但是更需要优先消除谣言的产生条件。比如，改善网络土壤，完善工作方法，修复网络心理，理性科学引导舆论等。如果每次仅仅止步于声讨谣言，那类似于每次都在灾后诅咒泥石流，而忽视了改善水土流失等更为重要的工作。

四、为何说对于类似案例，初次通报具有战略价值？

我在上文说，面对类似涉及到学生死亡的事件，风险程度几乎拉爆，需要进行两次通报。第一次通报是安民告示，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的通报，告诉网民已经成立调查组，配合公安进行调查等。在公安给出调查结果后，随即进行第二次通报。

但是有的朋友对此不认同，认为从此案看，即便发出第一次通报，依然不会阻止谣言的爆发。

从谣言爆发过程看，这种看法是对的，即便通报在15日第一时间发出，基本也难以阻止谣言的爆发。

但是首次通报并非仅仅是为阻止谣言爆发而推出的，它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

从此案看，从事件发生到次日的媒体报道，中间出现了一天多的信息真空期，谣言由此缺乏权威信息的竞争、对冲和博弈，获得了野蛮生长的发酵空间，并在成型后狂奔网络，收割网络认知；再到16日晚间的官方首次通报，时间已经过去两天，官方信息严重姗姗来迟。这种情况，无论如何看起来都不是正常的舆论状态，或者说它就是错误的做法。这会给公信力带来较大的挫伤，网民会倾向于怀疑，官方和权威信息哪里去了？是不是在“躲猫猫”？这种关键时刻的沉默导致的严重后果，从过往的舆情教训看，殷鉴不远。

就是说，首次发出通报，是负责任的单位部门为了满足网民和公众知情权，本身就需要做的公共事务，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强公信力。它并非仅仅是为了阻止谣言而推出的。

很多单位和领导干部对于类似具有冲击性的负面信息，天然具有隐瞒的倾向。这使得他们对于首次通报带有较大的犹豫或者抵触情绪，也有较大的侥幸心理来进行瞒报。虽然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面对这种发生在公开场所的悲剧，你觉得有多大的把握能隐瞒得住？这种隐瞒不过是掩耳盗铃，更高度类似于撒谎，撒一次谎需要用一百次谎言来遮盖，成本和代价都极为高昂。

而且，首次的及时通报，对于谣言是具有抑制作用的。官方出面通报了，等同于一次权威预告，那么人们对于各种传言、流言就不会敞开胸怀去拥抱，更可能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去旁观，而以建设性的期待心理等待官方调查结果。也就是说，线上线下不会形成有利于谣言横扫一切、瞬间燃爆的心理条件和网络氛围，从而出现对于谣言的某些免疫力。

综而言之，首次通报更符合网民的接受心理，本身是为了维护增强公信力的做法，它也会抑制谣言滋生空间，为通报结果、获得更好效果赢得战略机遇。

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单位害怕通报引发“额外的”、不必要的流量。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关注是对于新闻的正常阅读，本身并非危机，这种围观反倒舒缓了群体焦虑。但是对于流量的恐惧，眼下已经深入内心，这是舆情的后遗症。问题不在舆情，而在于本领危机，以及导致的本领恐慌。

五、此案最理想的处理过程应该是怎样的？

我的看法是，此案最理想的处理过程如下：

在15日事发后，学校在获知事件之后，尽快就发出第一次通报，防范网络信息出现真空。这需要相关部门日常有相应的舆情素养和通报写作基础；

学校在配合公安部门紧急调查的同时，尽快通过校内渠道接触导师和师生，调查了解事件真相，掌握第一手资料；

公安等部门同步监测网络信息，及时打击网络谣言，寻找破解谣言证据，并通过权威媒体发布辟谣信息；

学校和公安密切关注热搜，通过大数据了解网民诉求，以及网民关切痛点，及时满足信息需求；

同步邀请权威媒体介入，在调查的过程中，不断释放相关信息，和公众和网民保持密切联系，抑制可能的谣言爆发，缓解网络焦虑情绪；

在公安调查结束后，以学校为主体尽快给出第二次通报。通报可以增加细节，以提高说服力。邀请权威媒体同步以自选动作，进行图文详细报道，迅速填补网络信息空白，满足网民信息需求；

密切关注通报后的网络反应反响，随时通过权威媒体答疑释惑，防止爆发新的谣言，等。

当然，这仅仅是理想状态。在现实的工作中，学校很难掌握发布的主动权，一些部门和领导会倾向于少报、不报、迟报和瞒报，这导致了风险，更为下次类似舆情的爆发，积累了风险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