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的北京，政协礼堂。

窗外梧桐树影子晃来晃去，屋里头却安静得能听见茶杯盖碰杯沿的声音。几十号人坐在那儿，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衫的，有戴眼镜的，有不停擦汗的。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一个座谈会，名义上是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那阵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喊得正响，上头号召大家敞开了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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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话的人确实不少。

但谁也没想到，一个七十七岁的老头站起来，说了一句话，把满屋子的人都给整不回了。

他说的是：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

这个老头叫章士钊。

在场的人当时什么反应？有材料说“连角落里的服务员都停了手”。你想想那个画面——服务员拎着茶壶本来在倒水，手一抖，水差点洒出来。满屋子没人接话，没人咳嗽，没人翻材料。沉默持续了多久，没人知道，但那种沉默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话，太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大到有人当时就在心里嘀咕：这老头是不是活腻了？

你放到1957年那个年头去想。反右运动马上就要铺开了，政治空气越来越紧。一个从北洋政府走过来的旧文人，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把共产党跟封建帝王放在一块儿比。这不是提意见，这是在踩线。而且踩的不是一般的线，是所有人心里都绷着的那根弦。

章士钊为什么敢说这话？

要搞明白这件事，得先搞明白章士钊是什么人，他跟毛泽东是什么关系。

章士钊，湖南长沙人，1881年生。这人一辈子活得像一部近代史——参加过反清革命，当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给李大钊当过辩护律师，主编过《甲寅》杂志，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政论家和教育家。他年轻的时候，毛泽东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就读过他主编的杂志，对他佩服得不行。

两人的交情，得从1920年说起。

那一年，毛泽东在湖南搞革命运动，还想组织一批年轻人去法国勤工俭学，但缺钱。缺多少？两万银元。那是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教员一个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两万银元，搁今天差不多是几百万人民币的购买力。毛泽东拿着老师杨昌济写的介绍信，跑到上海去找章士钊。章士钊见了面，没多问，直接挥笔开了一张两万银元的银票。

你品品这个事。章士钊当时已经是社会名流，毛泽东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章士钊凭什么给他这么多钱？就凭杨昌济的一封介绍信？说到底，是章士钊这个人看人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值得帮。

这笔钱，毛泽东记了一辈子。

后来毛泽东跟身边人提过这事，说“老章识才，敢扶新芽”。这话听着轻描淡写，但在毛泽东这个人嘴里说出来，分量很重。毛泽东一辈子很少欠人情，但章士钊这笔钱，他认。

再说1945年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