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延安杨家岭，孔原和许明与邓小平、卓琳在同一天举行婚礼。窑洞前没有铺张仪式，几桌小米饭，几身平日军装，便完成了革命年代的婚姻大事。
席间最热闹的环节，仍是向新郎敬酒。邓小平酒量不大，战友们早替他准备了一只装着凉开水的酒瓶。孔原则没有这份“照顾”，一杯接一杯，很快醉得不省人事。许明只好收拾残局，忙了整整一夜。
这个细节看似轻松，却正好映照出孔原的性格：平日沉默稳重，遇到任务却敢担责任。他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曾在川东、川康、云南等地负责组织联络，面对复杂环境，靠的是判断力和耐心。
皖南事变后，孔原随周恩来等人离开重庆，转赴延安。那段时期，他提出党员“职业化”的设想，主张地下党员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适应长期斗争需要。这个办法并不显眼，却关系到许多同志能否保存下来。
抗战胜利后，孔原进入东北开展工作。他常到群众中去，拉家常，讲政策，了解土地改革中的实际困难。1947年5月，孔原和许明的第一个孩子孔丹出生。对于这个忙于革命工作的家庭而言，孩子的到来并没有改变生活节奏。
真正改变孔原人生方向的，是1949年6月在北平的一次谈话。周恩来通知他，中央决定由他筹备新中国海关总署。孔原有些意外，坦言自己并不了解海关事务。
周恩来说：“不懂可以学，不能因为不懂就不做。”
这句话很朴素，却点明了新政权接管旧机构时的现实处境。海关不仅涉及税收，也关系国家主权。旧中国海关长期受外籍税务司控制，制度、人员和港口管理都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痕迹，接收工作绝非换一块牌子那么简单。
1949年9月23日起，孔原主持召开海关筹备座谈会，与各地海关人员交换情况，从组织、人事谈到海务、港务和业务制度。许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只能边调查、边讨论、边建立规则。
194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成立，孔原出任首任署长。此后，海关机构逐步完成改造。到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海关的管理进一步统一，外国人长期控制中国海关的局面宣告结束。孔原所承担的，正是把国家主权落实到具体制度之中。
许明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署长夫人”。她1936年入党，1940年随周恩来到重庆从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处理过大量机要和事务性工作。
她性格直率，办事干脆，有时说话不留情面。特殊年代里，这种性格使她承受了很大压力。孔原受到冲击，孔丹也被关押，家中老人同样受到牵连。家庭、工作和政治风波叠加在一起，许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1968年12月23日，许明在极度痛苦中服药身亡。她留下的遗书中，反复强调自己、丈夫孔原和儿子孔丹“是无罪的”。这几句话，记录了一个家庭在那段特殊岁月中的遭遇，也留下了难以回避的历史伤痕。
1976年以后，孔原一家的处境逐渐好转。遗憾的是，家庭并未立即恢复平静。孔原同父异母的儿子陈模曾从事核潜艇工作，担任过海军上尉，后来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对孔原打击很大。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讨论中，孔原准备发言，便请孔丹帮忙整理提纲。孔丹写出一份八千字材料，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会议期间，陈丕显见到孔丹，笑着说：“这份稿子不是你父亲一个人的手笔吧？”孔丹只回答：“我只是帮忙记录。”
孔丹后来成为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早期学生之一，原本有机会出国深造，却被安排担任张劲夫的秘书。两年多的秘书工作，使他接触经济领域的多项事务，也为后来进入金融机构积累了经验。
1983年，孔丹进入光大集团，工作十六年后转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一次老友打趣道：“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中信。”这句玩笑背后，是他在不同岗位上逐步形成的金融管理经验。
孔丹的弟弟孔栋生于1951年，后来担任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一个走上金融管理岗位，一个进入航空产业管理领域，兄弟二人的经历各有不同，却都没有离开国家经济建设这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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