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31日，西藏江孜，37岁的援藏干部周述武带着20份文件、3支枪和藏族女翻译丹珠，越过边境，逃往印度。这个决定，改变了他此后28年的人生，也让一个原本从基层走出来的干部，成了远离故土的异乡人。
周述武是湖北京山人，出身贫寒。鄂西地区解放后，他参加土地改革和地方武装工作，因表现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乡政府武装干部。正因为有这段经历，他被选调进藏，担任江孜县委副书记。
援藏初期，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次工作会议之后。1960年春节前，江孜县召开民主改革工作总结会，周述武因发言不当受到批评，随后被给予党内警告，并停职检查。对一个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来说，这种处境带来的压力并不轻。
几个月后，他被调到农牧部门，又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工作期间，丹珠成为他的翻译。丹珠熟悉当地情况，也认识一位有影响力的僧侣，便向周述武转达对方愿意接受改革、配合工作的消息。
周述武曾多次在丹珠陪同下进入寺院，与那位僧侣商谈。一次交往中，他收下了对方赠送的金表。事情传开后，围绕他的议论迅速增多，有人认为他在工作中依赖上层人物，偏离了群众路线；也有人对他与丹珠的关系提出质疑。
问题由此变得复杂。
上级通知他前往地委汇报工作时，周述武没有立即动身，而是以整理材料为由拖延。丹珠趁机告诉他，相关情况已经被工作队掌握，他可能会受到严厉处理。她还说，印度有亲戚可以接应，并愿意陪他离开。
“到了那里，不会没有饭吃。”丹珠这样劝说。
周述武最终被恐惧和侥幸心理推动，接受了出走安排。据材料记载，丹珠还转交给他30两黄金，作为途中费用。此后，印度、美国以及台湾地区的一些报纸，将他包装成所谓“冲破铁幕”的人物。可这种喧闹并没有持续太久，丹珠后来带走了他的大部分黄金，两人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1962年3月，西藏平叛工作告一段落。同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11月下旬战事结束。局势变化之后，周述武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可靠依靠，他很快从报纸上的人物，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流亡者。
人在异国，最难熬的不是一顿饭，而是没有归处。周述武曾给华人商店做杂工，有时不收报酬，只为换取一份信任。后来，他租来人力车，批发转卖馒头、面条，靠一点点利润维持生活。几年后，在华人朋友帮助下，他开了一间小饭馆。
饭馆很小，周述武却起早贪黑。五更开门，深夜收摊，既是谋生，也是让自己无暇多想。1973年初，51岁的周述武与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婚。夫妻没有亲生子女，后来在朋友帮助下，收养了一个4岁的女孩和一个2岁的男孩，分别取名周添俊、周添元。
家庭的到来带来温暖，也增加了负担。张顺娇身体肥胖，难以劳动，两个孩子需要抚养，周述武只能独自支撑。两三年后，他因长期劳累患病，饭馆只好出租，每月靠1000卢比租金生活。为了治病和还债，夫妻最终卖掉饭馆，搬进偏僻的小屋。
1986年初，一名回国探亲的华侨探望周述武，并告诉他，国家对曾经犯错的人实行“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周述武听后情绪激动，当晚拖着病体写信给湖北京山县，承认当年出走的错误，请求回乡定居。
京山县有关部门很快回信，向他说明相关政策，并表示欢迎他回去。书信往来中，周述武得知，原配妻子周德芳已因脑溢血去世，三个孩子也都已经成家。迟来的消息，让他既悲痛又急切，病情随即恶化。
1988年2月，65岁的周述武自知时日无多，把张顺娇叫到身边，留下遗言：“我生前回不去，死后一定把骨灰送回京山。”
周述武去世后，张顺娇在华人朋友帮助下，于同年6月14日带着11岁的养子周添元，从印度启程回国。6月18日，他们抵达京山。那时张顺娇已经没有多少积蓄，当地有关部门为母子办理户籍和生活安置手续，周添元进入学校读书，相关费用也得到照顾。
几年之后，周添元完成学业，被安排到京山钙塑厂工作。周述武没能活着踏上故土，但他的骨灰最终回到了京山，安葬之事也由家乡方面协助处理。那封迟到二十多年的悔过信，成为他留给故乡的最后一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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