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20日，台北，曾经位居国民党权力中枢的张厉生走到了生命尽头。那一年，他70岁。病中的医药费用，竟成了家人和亲友难以承担的负担，这个结局，与他早年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
张厉生晚年的困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1965年陈诚去世后，他失去了长期依靠的政治关系，此后虽然仍保留着国民党内的名义职务，却已基本离开实际权力中心。没有职务，就没有稳定收入；年事渐高，又疾病缠身，生活很快陷入拮据。
据张敬原撰文回忆，张厉生患病期间，曾由内科医师郭宗焕出于私人情谊免费诊治。临终前，他一度住进公立医院，相关费用还要靠亲友临时凑集。这段记载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贫困，更在于它揭开了一个事实：权力场上的失势，往往会迅速传导到个人生活。
张厉生一生最受争议的经历，发生在日本。1959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台湾方面驻日本代表。那时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维系与日本右翼势力的联系，阻止日本扩大同大陆的民间往来，并继续为所谓“反攻大陆”寻找外部支持。
可日本政局很快变了。岸信介在1957年至1960年担任首相期间，公开支持蒋介石当局，甚至推动日台合作。岸信介本人曾在伪满洲国任职，战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后来却重新进入日本政界，成为日本右翼的重要人物。
1960年，岸信介因强行推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面对国内大规模反对，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继任的池田勇人把发展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对华政策也出现调整，逐步恢复中日民间贸易。张厉生在日本苦心经营的政治基础，由此开始松动。
1963年，日本批准向中国大陆出售维尼龙成套设备，池田勇人还表示，台湾方面所谓“反攻大陆”的主张缺乏现实依据。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极为恼怒。9月21日，张厉生被召回台湾，承担了台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张厉生并非普通的外交官。他早在1920年代便投身国民党，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并把原名张维新改为张厉生。1927年后，他迅速靠近蒋介石阵营，先后在南京、北平等地任职，逐渐成为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中央组织系统中的重要人物。
1936年，张厉生接替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主管全国党务。抗战时期，他还担任过陈诚的幕僚长。这个位置意味着他既熟悉党务，也能够介入军政事务。后来，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
不过，张厉生的政治履历并不只有权力与升迁。1932年，他曾参与鄂豫皖地区的党务与“围剿”工作，并主持制定过相关政策。1933年，他在华北参与组织“诚社”，其活动对象主要是北平高校学生，目的在于压制抗日爱国和民主进步运动。这些经历，也成为他后来被列入战犯名单的重要背景。
1942年河南灾荒期间，国民政府长期对灾情掌握不足，地方官员又有瞒报情形。张厉生奉命前往调查时，曾追问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何没有及时上报。对方把灾情归咎于旱灾和天气变化，张厉生当场指出，灾情如此严重，地方主政者难辞其咎。
但调查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救灾混乱的局面。名义上拨出的赈灾款，部分被挪作他用，灾民仍然缺粮。张厉生在其中或许不算最贪婪的官员，却无法摆脱整个统治体系加在他身上的政治责任。
1949年8月，张厉生前往台湾。1950年陈诚出任行政机构负责人后，他再次担任副职，并参与“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以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的制定。这些措施确实改变了台湾农村的一部分土地关系，也让张厉生重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
然而，政策上的作用，终究没有抵消政治上的失误。日本任职失败后，他被召回，逐渐成为闲置人物。陈诚去世后，最后一层保护也随之消失。那个曾经参与全国党务、掌握一方政治资源的人，最终在病痛和贫困中离世。此时，距离他被列入战犯名单，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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