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20日，美国，于凤至病逝。她留下的回忆文字，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段纠葛多年的婚姻：张学良、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究竟是谁辜负了谁？
这段关系不能只用“争风吃醋”解释。张学良一生经历东北易帜、西安事变和长期幽禁，身边人的选择，往往和政治处境紧紧相连。于凤至晚年的责问，针对的也不只是赵一荻，而是那场婚姻在权力阴影下逐渐失去主动权的过程。
于凤至与张学良结婚较早，是张家承认的正室。张学良年轻时身处显赫家庭，身边不乏交际场上的女性，于凤至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她曾经相信，夫妻多年患难，外界人物再多，也无法动摇自己的位置。
赵一荻进入张学良生活时，年纪尚轻，家庭关系又十分复杂。她是赵庆华的女儿，因与张学良交往引发家庭冲突。赵庆华后来登报声明与女儿脱离关系，并辞去交通部次长职务。关于这件事是否另有谋划，史料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那些传闻，不能轻易下定论。
离开家庭后的赵一荻来到东北，曾向于凤至请求留下。于凤至在回忆中说，自己当时看她年纪小，又听到她承诺不求名分，只愿陪在张学良身边，便答应了这件事。
“她说只求留下，不求名分。”
这句话后来成了于凤至心中的刺。因为在最初几年里，两人的关系并不剑拔弩张。于凤至安排赵一荻以秘书身份做事，还在生活上给予照应。赵一荻懂英文，善交际，处理事务也有能力，双方一度相处亲近。正因如此，后来的决裂才格外尖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扣留，随即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于凤至当时人在海外，听闻消息后设法回国，曾要求与丈夫共同受困。后来，她被查出乳腺癌，病情已经不能耽搁。
1940年，于凤至前往美国治病。她并不愿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张学良却劝她照顾孩子，也为自己的治疗争取机会。于凤至最终接受安排，承担起抚养子女和设法营救丈夫的双重责任。
有意思的是，她离开后仍然牵挂张学良的日常生活。赵一荻后来被安排到张学良身边，陪伴他度过了长期幽禁岁月。这个选择并非单纯的私人安排，背后还涉及当时的政治控制。张学良不能自由行动，身边由谁照料，也不完全由家属决定。
多年以后，真正刺痛于凤至的，是1964年前后的离婚问题。有人奉命找到她，希望办理张学良与于凤至的离婚手续，并传达一种明确暗示：张学良若想改变处境，就必须让有关方面相信他不会离开台湾。
于凤至没有同意。她认为，只要婚姻关系仍在，张学良就有到美国与妻子、子女团聚的理由；一旦离婚，这条路便可能被堵死。她在回忆录中把矛头指向赵一荻，认为赵一荻明知这一点，却仍推动张学良作出选择，因此称其“无可原谅”。
但这件事不能只按于凤至的判断来处理。张学良当时已被幽禁多年，个人意愿受制于复杂环境，离婚是否由赵一荻主导，也缺乏足够材料可以完全证实。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本人并不是毫无决定能力的人。把全部责任压在赵一荻一人身上，或许符合于凤至晚年的愤怒，却未必能够还原全部真相。
婚姻名分、政治处境和个人选择，在这段关系里始终纠缠在一起。于凤至付出了妻子、母亲和营救者的代价，赵一荻则陪伴张学良走过漫长幽禁岁月。两人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事实自然也不同。
1990年于凤至去世时，张学良仍在台湾。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访友。此时，于凤至已经不在人世，那场可能发生的会面，也永远停留在历史的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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