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京，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即将召开，邓小平见到廖运周时，没有先谈战功，也没有询问起义经过，而是问了一句：“你联系上你的家属了吗？”
这句话看似寻常，却让廖运周心头一热。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不仅要面对身份暴露的危险，也常常无法照料家人。此时革命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家属能否平安团聚，成了比职位更牵动人心的事情。
廖运周出生于1903年，安徽寿县人。少年时期家境并不宽裕，后来在亲友影响下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军校教育使他掌握了军事知识，也让他接触到许多追求民族独立、主张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
1927年3月，廖运周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担任部队参谋和警卫连方面的工作。起义部队南下后，因部队转战分散，他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并未放弃寻找革命队伍。
1928年以后，廖运周奉命进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兵运工作。所谓兵运，并不是简单地发展人员，而是在复杂的军事体系中争取进步官兵、保存革命力量，同时搜集有价值的情报。这项工作隐蔽性极强，稍有疏忽，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在华北、西北军等部队中，他逐步取得上级信任，职务也不断提升。表面上，他是国民党军官；实际上，他一直在寻找能够团结的力量。1933年后，他曾一度与党组织中断联系。1937年，北方局重新确认了他的党员身份，要求他继续隐蔽，坚持抗战，掌握部队。
这份任务，他一做就是多年。
抗日战争期间，廖运周担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部队团长，参加武汉会战等作战。1938年夏，他率部在湖北、江西交界一带阻击日军，利用山地和道路条件组织炮火，迟滞了日军推进。由于熟悉炮兵，且善于判断地形，他指挥部队打出了几场硬仗，逐渐获得上级重视。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战场表现突出，他更容易得到信任，也更便于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但信任越深，风险越大。1939年，他曾因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而受到审查，未被查出确凿证据后，才重新回到部队任职。
抗战胜利后，廖运周担任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师长。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传递情报，而是开始为部队起义作准备。根据党组织安排，他在师内发展力量，建立秘密组织，并通过留守机构、电台和交通关系传送军事情报。
淮海战役开始后，黄维率第十二兵团向战场增援。第一一〇师隶属第八十五军，廖运周能够接触到兵团的行军部署，因此及时向解放军提供了重要情况。黄维兵团进入双堆集地区后，逐渐陷入包围，粮弹补给和机动路线都受到严重限制。
1948年11月26日，黄维召集军师长商议突围，准备集中兵力打开缺口。廖运周清楚，若等到兵团全面突围，解放军必将付出更大代价，起义时机已经成熟。
会后，他立即向党组织报告。得到指示后，第一一〇师决定在11月27日行动。为了避免泄密，师内只有少数骨干知道真实计划，大多数官兵直到出发前，仍以为部队是在执行突围任务。
出发前，廖运周还专门向黄维建议，让第一一〇师担任先头部队，其他部队随后跟进。黄维没有察觉异常，反而认为廖运周作战果断。临别时，两人仍以军务相谈，谁也没有料到，这将成为他们关系中的重大转折。
11月27日夜，第一一〇师五千余人向双堆集以西开进。官兵按照约定在臂上扎白布，沿着预定路线前进。浓雾遮蔽了田野，解放军联络人员在前方引导，枪声则成为掩护。部队通过后，解放军迅速封锁通道，黄维兵团再想利用这条路线突围，已经不可能。
廖运周的起义打乱了黄维的部署，也使包围圈出现了关键突破口。12月中旬，黄维兵团主力被歼灭，黄维本人被俘。廖运周则率部编入人民解放军，继续参加渡江及西南地区的作战。
1949年，廖运周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邓小平那句关于家属的询问，使他确认家人已经得到妥善安排。他回答：“联系上了，已经接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周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多年后，他与黄维在政协活动中再次相遇。黄维起初态度冷淡，廖运周却主动交谈，两人从旧日战事谈到各自经历，积压多年的隔阂渐渐消散。
1989年3月20日，黄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1996年5月11日，廖运周也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两位曾在双堆集相对而立的旧日上下级，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各自漫长而复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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