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在典礼前的最后检查中停下脚步，抬头看向城楼下方那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四周人来人往，升旗、阅兵和群众队伍都在做收尾准备，唯独这幅画像让他皱起了眉头。
据相关回忆，周恩来发现画像下方留有一行小字，内容大意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可放在领袖肖像下方，却容易形成不够协调的视觉效果，也可能让庄重的典礼画面显得复杂。
他当即要求负责人处理：“赶紧换掉，不能留下。”
现场气氛一下紧张起来。距离大典只剩不到一天，画像悬挂位置很高，重新修改并非拿起画笔补几下那么简单。周恩来的语气之所以严厉，并不是针对绘画人员，而是因为天安门城楼代表新政权的公开形象，任何细节都不能马虎。
接到通知时，周令钊已经回到家中。这个曾在北平艺专任教的青年画家，来不及多想，便与妻子陈若菊匆匆赶往天安门。此前一个多月，两人几乎一直围着这幅巨型画像忙碌，连吃饭休息都只能见缝插针。
周令钊能够承担这项任务，并非偶然。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共和谈曾在北平展开，他绘制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曾悬挂在相关会议场所。画中的毛主席神情平和，形象亲切，得到不少人的认可。筹备开国大典时，选定画像作者，周令钊自然进入了工作人员的考虑范围。
真正接手后，难题才一件件显现出来。普通肖像画尺寸有限，画家可以依靠局部调整完成整体塑造；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却十分巨大，人物比例、面部神态和远距离观看效果，都必须同时兼顾。稍有偏差，站在广场上的群众便能看出不协调。
为解决放大后的比例问题，周令钊夫妇采用了“打格”的办法。他们把作为依据的照片分成若干小块，再逐格放大到画布上。陈若菊负责大面积铺色，周令钊处理面部、衣纹和轮廓，两人的分工既明确又紧密。
画布太大，普通尺子难以派上用场。两人便用绳线弹出格子，再按照格线起稿。那段时间，他们常常只用馒头和水简单充饥，吃完便继续干活。画面上的每一笔，背后都是反复核对的结果。
画像底稿的选择也颇费周折。毛主席平时不喜欢频繁照相，能够用于正式肖像的照片并不多。工作人员曾寻找不同照片，也考虑过重新拍摄，但总觉得神态或服装不够合适。后来，一张毛主席与朱瑞在田间交谈时留下的照片进入视野，画家从中借取了面部神情和整体姿态。
有意思的是，画像并不是简单照搬照片。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检查时，注意到照片里的毛主席衣领风纪扣没有扣紧。那是田间谈话时的自然状态，放在正式典礼上却显得过于随意。他提出应当扣好风纪扣，画家随即作了调整。
“典礼不是普通场合，衣着细节也要庄重。”聂荣臻的提醒很简短，却点出了肖像画与新闻照片之间的差别。画像要保留人物神态，更要符合国家庆典的仪式感。
9月30日晚，周令钊夫妇再次登上临时搭起的平台。工人扶稳梯子，学生在旁边传递颜料和工具。夜色渐深，广场上的准备工作仍未停止。周令钊一点点处理那行小字，使画面恢复干净完整；陈若菊则在旁边观察色彩和笔触，防止补绘部分留下明显痕迹。
天色发白时，修改终于完成。周恩来再次查看，确认画面没有留下突兀痕迹，现场人员才松了一口气。短短一个月里，这对新婚不久的夫妇经历了从构图、放大到临场修改的多重考验。
1949年10月1日上午，周令钊和陈若菊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亲眼看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城楼下，那幅由他们共同完成的毛主席画像静静悬挂着。它没有发言，却与广场上的队伍、礼炮和五星红旗一同，成为开国大典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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