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
举国同庆，山河锦绣。国庆假期，本号推出 “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科学家” 国庆特辑，每日推介《传承与开拓: 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科学家》（科技导报社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9）书中一位科学家的故事，邀您共读那些镌刻在科学史上的名字，与每一位被铭记的科学家重逢。愿我们传承科学薪火，共贺祖国华诞，祝大家国庆安康，假期顺遂！本文为特辑第二篇。
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科学家
杰出的科学创新大师王淦昌
国庆特辑之二
本文为追念王淦昌院士逝世一周年而作，原发表于《科技导报》1999年第12期， 收入《传承与开拓: 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科学家》一书时内容有所调整。作者朱亚宗，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1998 年 12 月 10 日，我国科学界的巨星、世界物理学界的大师王淦昌先生去世。当时，人们对王淦昌逝世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平静，记得似乎仅见到王老的学生和秘书写的几篇悼念文章。这对面临知识经济挑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国来说，实在太冷清了。
王淦昌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与世界物理学领域一个丰碑式的人物，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应用前景，其道德人格的社会价值、感召力量，其创新历程中创立的方法论所发挥的启迪与示范作用，都值得人们深入发掘与发扬光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淦昌先生思想和人格的未来影响与历史意义，至今仍无法估量。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文尝试从独特的视角作一探索，以期揭示王淦昌先生作为科学创新大师一生的光辉。
一
终生不倦的创新精神
198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钱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是一位文理兼通、才华横溢的美籍印度裔天体物理学家，他发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在成果创造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别：“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我们常常把他的工作区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这种区分一般表示出作家成熟程度和认识深度的不同，但在评论一位科学家时，却往往不会这样。对科学家往往是根据他在思想领域或实践领域做出的一个或几个发现的重要意义来做出评价。一位科学家最‘重要’的发现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发现；相反，一位艺术家最深刻的创造多半是他最后做出的。”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有科学史与艺术史上无数的例证来支持。人类科学史上的绝大多数重大成果均由科学家在中青年时代创造。在科学领域，年轻人向来得天独厚，但是，也有极少数创新能力特别持久的科学家，使这一似乎普遍适用的法则失效。
王淦昌先生充满辉煌创造的一生表明，他就是一个突破上述法则的创新奇才。他的重要创新成果包括：1930 年（23 岁），进行了分析大气放射性与北京天气关系的实验观测，写出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于清华大学《科学报告》第一卷；1931 年（24 岁），提出用云室重复博特（Bothe）的α粒子轰击铍核的实验，但两次请求均被导师迈特纳（Meitner）拒绝，而几个月后，查德威克（Chadwick）却以同一思路重复博特的实验而发现了中子，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子的发现就这样与王淦昌擦肩而过；1941 年（34 岁），从内迁到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寄出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该论文于 1942 年 1 月由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发表，美国实验物理学家J. S. 艾伦（J. S. Allen）按此论文的建议，用实验间接寻找既无电荷又无质量的中微子，并获得肯定结果，该成果成为 1942 年世界物理学界的重大进展之一；1945—1948 年（38—41 岁），连续在世界顶尖科学刊物《自然》（Nature）上发表《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中子的放射性》《中子与反质子》3 篇论文，连续在美国权威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五维场论》《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关于介子的衰变》3 篇论文；1959 年（52 岁），担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该成果成为该研究所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轰动世界科学界，1982 年王淦昌因此项发现荣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61—1967 年（54—60 岁），成功参与并主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与试验，中国遂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两弹爆炸仅隔两年零八个月，成为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科学家的成就备受世界瞩目，王淦昌被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推崇为“中国的奥本海默”；1964 年（57 岁），与苏联巴索夫（Basov）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设想，为和平利用核能指出了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1986年（79 岁），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一起，向中央领导人倡议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后被采纳，由此促进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 863 计划）的出台。
上述成果中，王淦昌30 岁后做出的有 7 项，其水平之高，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名垂青史。王淦昌先生漫长的一生历经磨难，科学生涯跌宕起伏，但他的创新精神却终生不渝，创造业绩高峰迭起，其取得的成就不仅在20 世纪中国科技史上鲜有其匹，而且是 20 世纪世界物理学史上光辉的篇章之一。
王淦昌先生的创新精神之所以能终身不减，创造的业绩之所以能高峰迭起，固然可以从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找到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存在于王淦昌先生精神世界的深处，那就是献身科学与探索之外别无他求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是高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它是价值观的表现，也是境界水平和能力的反映。名利之徒固不可及，平庸之辈亦不会有。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必定是科学至上的价值观与推陈出新的创造力相结合的产物，王淦昌先生便是这种价值观与创造力持久结合的典范。凡是与王淦昌先生有过深入接触的人，无论是同事、学生还是家人，都无不为他迷恋科学、以探索为乐的精神所感动。他的学生汪容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后回忆说：“四年级时，王先生又教我们近代物理，从发现X 射线和发现电子开始，讲到发现放射性和α、β、γ 射线，讲到玻尔模型和原子结构，发现中子和正电子，以及核力和原子核裂变现象，把我们引入二十世纪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奇幻世界。记忆犹新的是，王先生在讲解这些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孩子般的喜悦之情。”
与王淦昌先生晚年一起从事激光聚变研究的科学家王乃彦回忆，一次王淦昌先生生病住院，仍要求听取科研进展的汇报，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听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当护士前来劝说他应该休息时，先生微笑着解释说：“今天下午我非常高兴，这对我的健康不但没坏处，而且大有好处，它比吃药的好处还大。”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和感佩。
王淦昌先生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墨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此名言激励自己不断进取的老年人不在少数，然而人各有志，内心深处的具体志向是名言字面上所无法表达的。王淦昌先生内心深处的志向与追求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确立，后来又在艰苦的磨炼中日益坚定。王先生的子女回忆，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他不顾因营养缺乏而虚弱的身体，每天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深夜，经常过了晚上12 点还伏案在油灯下写作或计算。看着瘦弱多病的孩子，他还要将羊奶省下来给他们喝。有人曾劝王先生和别人一样去做点儿小生意，略微改善一下穷困的生活，但他毅然拒绝了。因为他的生活中除物理学研究与教学外，不能有任何分心。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内迁到遵义，当时蒋介石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来压制民主进步力量，而写在王淦昌先生领导的浙江大学物理实验室门口的对联却是“科学至上，物理第一”。与蒋介石国家专制主义相抗衡的是献身科学的精神与良心。
献身科学的精神境界是与追求金钱、权力和虚荣的心理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贪生怕死、明哲保身的观念不能共处的。1960 年，王淦昌先生把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资收入中省下的 14 万卢布（旧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69 年，在西北高原海拔 3300 米的地下核试验现场，年逾花甲的王淦昌先生背着氧气袋坚持工作；1982 年，他辞去了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同时还辞去了中国物理学会核物理专业分会理事长的职务，却仍然坚持领导着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的研究工作。他的想法是：“别人可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辞去“大官”做“小官”，做第一线科研工作的带头人，这种精神何等可贵。到了晚年，不少人劝他著书立传，他仍不为所动，而是遵循自己一贯的科学探索精神回答说：“写点自传，总结过去的工作固然有益，但我更关心的是科学上的新进展，科学上的新追求才是我的兴趣。”此后，王淦昌先生从未停止过对科学的追求，直至临终前数日病情严重恶化时，仍关心着世界激光聚变的新进展与中国激光聚变的点火试验。对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淦昌先生堪副此名。
二
理实兼长的创新能力
在世界科技史上，从事理性思辨的学人传统与进行实际操作的工匠传统曾经长期分离，独自发展。只有墨子、阿基米德（Archimedes）、沈括、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卢瑟福（Rutherford）、费米（Fermi）等极少数科学巨匠才能集学者、工匠于一身，做出令人惊叹的理论与实验的双重贡献。近 300 年来，近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密不可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得益彰。然而随着科学理论的数学化与实验技术的专门化，加上科学理论与实验技术的交流与促进，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靠不同特长的科技专家相互协作，如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与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之间的合作，就是著名的一例。与此同时，集理论探索与实验技术于一身的科学大师殊为罕见，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费米，也许是20 世纪物理学界最杰出的此类大师中的佼佼者。在理论上，费米提出了半整数自旋粒子的费米统计法，计算出多电子原子基态的费米原子模型，创立了场量子化的正则规则，建立了β衰变的定量理论；在实验中，费米发现了慢中子使铀核裂变时发射出2—3 个新的中子，从而证明了链式核裂变的可能性，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
20 世纪，中国物理学界人才辈出，跻身世界水平顶端的中国物理学家代不乏人，但在理论与实验两方面同时获得世界一流佳绩的全能型中国物理学家，除王淦昌先生外，似别无他人。
1.实验创新的才干
王淦昌先生早在求学时代，即已受过众多世界名师的直接熏陶与严格训练，后来又经过长期科研实践的锤炼，终于培养出在尽量简单的实验设备上表达复杂物理过程并对之进行深刻洞察的非凡实验才能。1931 年，居里夫人的研究生施士元到柏林化学研究所看望大学时代的老同学王淦昌，见他正在用自制的盖革-米勒计数管测定镭的放射谱。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理学院搬到偏僻的贵州湄潭，实验设备十分匮乏，王淦昌先生总能因陋就简、驾轻就熟地制造出科研与教学所需的实验设备。当地没有自来水可提供高真空系统用的循环水流，他便将水桶放在高高的木凳上，利用产生的落差提供水流，使实验取得满意的结果；指导学生做磷光体机械效应实验时，没有激励光源，王先生便用太阳光代替，并亲自冒着烈日在棉被掩捂下进行实验；为了研制显示粒子径迹的云室，王淦昌先生“带着玻璃师与金工师进行仿造……为了切割云室用的玻璃圆筒，他教了我们各种方法，包括用沙盘机械切割法，酒精棉线烧割法，绕铜线电割法等等，并进行了反复试验。为了制造显示射线的荧光屏，王老师课后还带着我们制造纯粹和活化的硫化锌”。
如上所述，王淦昌先生突出的实验创新能力，首先表现为能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亲手创制尽可能简单的实验设备和相应的高超实验技巧。但是正如钱临照先生所指出的，“他不只是如人所称的一位实验技巧好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在实验方面更令人称道的是“对物理现象的本质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对物理现象本质的深刻把握，常常帮助王淦昌先生运用相对简陋的实验设备，做出世界一流水准的实验结果。
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粒子束聚变实验室原主任斯米尔诺夫教授访问王淦昌领导的激光核聚变实验室后，深有感触地说：“论设备和条件我们比你们好，但你们的实验安排得很巧、物理思想好，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王淦昌对实验现象中反映物理本质的数量特征有着惊人的敏感性与洞察力，他曾对学生说：“物理学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和科目，都应当熟练掌握一些重要数值和数量级，正如木工师傅应能熟练掌握一些常用木工家具和屋架的标准尺寸一样。”正因为对实验现象的本质与数量有着深刻把握，王淦昌先生常常能事先对实验的观测结果做到心中有数，甚至能做出精确预测，并画出与实验结果高度吻合的图像。1959 年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寻找反超子的实验开始时，王淦昌先生即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提出了在鉴别扫描气泡室照片时，需要盯住不放的图像的视觉标准是：“（1）要在气泡室有良好照明的区域看到该粒子的产生和衰变；（2）衰变产物与该粒子在视觉内应是‘同平面’的，且衰变产物径迹有足够的长度，以便进行动量和游离度的分析；（3）要观察到衰变重产物的核作用（湮没）星。因为反超子衰变的重产物，一定是反质子或反中子，湮没星是鉴别其存在确切无疑的标准。”结果是，1959 年秋天从 4 万多张照片中发现的反西格玛负超子，其实际图像与王淦昌预期的图像惊人的一致。王淦昌先生的理论预言在先，实验小组观测捕捉在后，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过程，是说明“观察渗透理论”这一科学哲学规律最精彩的实例之一。
2.理论探索的功力
王淦昌先生是一位有着深刻理论洞察力的物理学家，但作为物理学领域杰出的理论探索者，他的理论定位与探索风格不同于爱因斯坦式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Einstein）是纯粹的理论物理学家，感兴趣于物理学最基础的理论问题，擅长用最形式化的数学工具表达深邃抽象的物理规律。王淦昌先生的理论研究工作则定位于纯粹理论物理学与实验物理学之间，运用物理学的基础原理来探索实验测量的基本途径与方法，所用的数学工具虽然较为简便，但其物理意义却更为明确。这类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由书斋中的物理学通向实验物理学的桥梁，是从纯粹理论到实验技术的中介。物理学领域缺少了这个桥梁与中介，就会造成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严重脱节，就会使纯粹理论缺乏实验证实，而实验工作又会失去理论引导。
王淦昌先生一生最出色的理论成果，是1941 年自偏僻的黔北山区寄给美国《物理评论》的一篇论文，全文出人意料地短，仅有 600 多字。文章开头指出，测量不带电的中微子要依据能量与动量守恒原理：“众所周知，中微子的存在不能由它自己的电离效应探测而得。表面看来，获取它存在证据的唯一希望是测量放射性原子的反冲能量或动量。”论文接着便提出测量中微子的具体建议：通过铍元素的K 电子俘获过程，测量反冲核的单值能量而间接探测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先生从能量与动量守恒原理出发，接受中微子不带电荷没有质量的假设，巧妙地构思出自己独特的间接探测方法，即用K 电子俘获法取代克瑞恩（Crane）和海尔帕恩（Halpern）的反冲实验法，从而为探测神秘莫测的中微子开辟出一条根本性的技术途径。1942 年该论文发表后，实验物理学家即遵循王淦昌先生的技术途径做了一系列探测实验，历经 10 年，到 1952 年终于获得成功。
王淦昌先生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是：1964 年与苏联巴索夫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设想，为人类和平利用核聚变能量开辟了一条有希望的技术途径。这一伟大设想，虽然与他在23 年前提出的探测中微子建议所涉及的技术问题迥异，但其构思之神奇、途径之实际，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淦昌先生定位于实验原理与技术途径的理论创新工作是出色的，在这个方面，中国20 世纪的物理学家鲜有出其右者，然而其理论创新能力仍不敌其卓越的实验创新能力。王淦昌先生的实验创新能力，在20 世纪世界物理学界堪称一流，相比之下，不能不说他的理论创新能力稍逊一筹，以致在科学创新上留下不小的遗憾。对待自己这一方面的弱点，王淦昌先生所表现出的质朴纯真、开朗坦荡的胸怀，令人十分敬佩。他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坦言：“1931 年自己之所以未能说服导师迈特纳用云室重复博特的实验，而与中子的发现失之交臂，主要在于自己数学计算能力不够，英国卢瑟福的研究生查德威克的数学比我好，通过对一个重粒子径迹的动量与能量的仔细计算，证明这个重粒子径迹必定来源于一个质量和质子相近的中性粒子的碰撞，然后查德威克重复我曾建议导师做的实验，发现了中子。”可以设想，如果王淦昌先生不但有费米那样的物理直觉，而且有费米一般的数学根底，那么他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本粒子探索工作中，就会不限于仅仅提出一些理论猜测与新概念，而是会有更为卓著的建树。我们后人做这样的评论似乎有些苛刻，好像要他既夺长跑冠军又得跳高金牌一样。但笔者在这里提出这一看法，绝无苛求王淦昌先生之意，而是希望中国能尽早出现像爱因斯坦、费米这样的超一流物理学家，从而在21 世纪成为真正的物理学强国与科学强国。
三
灵活求实的创新战略
王国维曾用集句形容治学的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治学要经历三个步骤：战略选择、埋头苦干、获取成果。对于科学创新来说，由于其高度的风险性，对成果的有无与大小只能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豁达态度。至于埋头苦干，则是科学创新的前提，对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也是乐在其中不觉其苦的事情。因而一般来说，科学创新成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战略选择的正确与否。
综观人类科学史，引导杰出科学家走上成功之路的科学创新战略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超越战略，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战略。前者的典范有开普勒（Kepler）、爱因斯坦、陈景润等人，这类科学家有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沉醉于探索大自然的深层奥秘，而全然不顾其科学成果是否有实用价值，也不在意外界的评价。开普勒全神贯注于发现行星运动的数学法则，处于几乎被饿死的恶劣境遇时亦不放弃，终因发现开普勒三大定律而赢得“天空立法者”的美誉。爱因斯坦从中学开始即任凭兴趣指引，除探索之外，别无他求，以致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大学期间备受老师冷落，大学毕业即失业在家……这一切均不能动摇他彻底改造物理学基础理论的战略选择，终于一举创立相对论，成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科学巨人。
另一类选择灵活战略的科学家，具有注重实际、贴近现实、强调效果的精神气质，善于把握科学创新的创造性与可行性之间的恰当平衡，是更倾向于“从实到实”的务实科学家。这类人在整个人类科学家队伍中占大多数，是技术创新、军事变革、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但他们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研究实际课题的科学家的集合，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甚至有能力从事最抽象、最深奥的基础理论探索工作。到底是从事实际性的研究工作还是从事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主要视具体的社会环境与研究条件而定，他们采取的是灵活求实的创新战略，王淦昌先生便是这一类科学家的杰出代表。
王淦昌先生的一生跨越清朝、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科研地点从穷乡僻壤的黔北山区到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柏林、莫斯科，师从的物理学名家从中国的叶企孙、吴有训到德国的迈特纳，科研环境从象牙塔式的学院到西北高原的核试验现场，社会的价值取向由“知识越多越反动”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题目从自由选择到国家安排……不管人生境遇如何变化，王淦昌先生总能随遇而安、脚踏实地、扬长避短，找到社会需要与个人兴趣的最佳结合点，找到充分利用客观条件与个人特长相结合的创新路线，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累累硕果。
20 世纪 30 年代末，王淦昌先生供职的国立浙江大学内迁贵州山区，科研设备十分简陋，科技信息非常闭塞。其时正值壮年、才华横溢的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处境大多与王淦昌相同。然而几十年后再来回顾，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坚守科学殿堂的中国科学家中，最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科学成就出自王淦昌先生之手。王淦昌先生获此殊荣绝非偶然，在个人因素中固然与他深邃的物理思想及出色的实验才能有关，但关键还在于他那因时因地制宜的高明的创新战略。当时的黔北山区显然缺乏必要水平的科学实验室，在实验创新方面绝无与欧美科学家竞争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反映当时世界物理学研究进展的美国物理杂志的微缩胶卷，却也能时断时续地获得。面对这样的科研环境，王淦昌先生将科学创新的主攻方向定在理论探索方面，这无疑是高明的创新战略决策。从1940 年国立浙江大学内迁至贵州到1946 年返回杭州的 6 年时间里，王淦昌先生除结合教学开展一些实验工作外，将主要精力投向高能物理领域的理论探索，写出了以《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为代表的16 篇高质量论文，其中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中子的放射性》《中子与反质子》），在美国著名的《物理评论》上也发表了三篇（《建议探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核力与重力的关系》《五维场论》，其中第二篇先发表于《物理评论》，后又发表于《自然》）。此后他在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及出访美国期间的三年多时间的科学研究，仍是抗战时期理论探索工作的继续。王淦昌先生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重大反响。1948 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汇编百年来科学大事记，中国科学家名列其内者仅王淦昌、彭桓武二人。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取得的反西格玛负超子的重大发现，是体现王淦昌先生灵活求实的创新战略的又一精彩实例。当时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拥有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王淦昌先生的科研条件与抗战时期的贵州山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要想利用先进设备在实验方面进行创新，仍然面临与欧美科学家的激烈竞争。这时，又是王淦昌先生的两个高屋建瓴而又脚踏实地的创新战略决策，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一是选择恰当的核反应技术路线寻找未发现的新奇粒子。1957 年夏天，王淦昌先生准确地选择了高能 π 介子引起核反应的技术路线。王先生当时的助手、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丁大钊指出：“这条技术路线……有其确切意义的一面，即在原始反应系统中没有反重子，如果发现反超子，那么这个反粒子就是‘真正’被产生出来的，并且为研究其它新奇粒子及基本粒子产生的系统性质，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二是抓紧建造高能加速器的配套设备——丙烷气泡室。当时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的能量为10 GeV，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西欧正在日内瓦建造 30 GeV 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必须抓住在加速器能量上暂时占据的几年优势，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还缺乏与加速器配套的各种探测器，如果等待氢气泡室的建造，就势必丧失仅有的几年加速器能量优势。面对此形势，王淦昌先生果断决策，抓紧时间先建造比较简单的丙烷气泡室，将其作为配套的高能粒子探测器，争分夺秒地与西方科学家展开竞赛。在正确的技术路线引导下，加上提前建造了简单适用的丙烷气泡室，为王淦昌研究小组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他们终于在1959 年秋取得了震惊世界科学界的重大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王淦昌先生取得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重大科学成就。作为一代科学创新大师，他那终生不倦的创新精神、理实兼长的创新能力与灵活求实的创新战略，必将与他辉煌的科学成就一起，永远镌刻在人类科学史的丰碑上，也必将成为启迪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工作者攀登科学新高峰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摘编自《传承与开拓: 那些应该被铭记的科学家》（科技导报社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9）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6768-1
责任编辑：张 莉 姚培培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是《科技导报》的重要任务之一。《科技导报》自 1980 年创刊以来，发表了 150 余篇回忆、纪念科技人物的科学史、科学文化文章。本书从科学家重要性、故事趣味性、作者权威性三个方面，同时兼顾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航空航天等学科领域特点，精选 34 篇故事性强、细节丰富、情感真挚、鲜活展现从近代先驱到当代创新者等不同时代科学家形象的文章，以集中展示那些开创、引领某一领域的科学家的开拓精神，或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行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的卓越成就。入选文章的作者为科学家、科技史家、科普作家或为所述科学家的亲属、同事、学生，文章以具体小故事、细节片段为切入点，内容生动感人，情节完整，所述内容的史实性、趣味性较强，能让读者快速走进科学家的内心世界。
本书适合科技工作者、科学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科学爱好者等广大读者阅读和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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