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上海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刘少奇面对复杂局势，主张保存力量、适时收缩；陈云则接替他承担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工作。两人当时都很年轻，却已经在革命道路上显露出截然不同于冒险主义的务实作风。
那场罢工发生在“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沪西多家纱厂工人举行抗日罢工，声势很大。但随着十九路军撤离，敌我力量迅速变化，继续硬撑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还可能使大批工人失去工作，地下组织遭到破坏。
刘少奇据此提出，工人运动要善于在不利条件下有计划地退却，不能把暂时的斗争强行推向武装暴动。他曾明确指出，当时工人的斗争仍带有防御性质，力量并未成熟到全面进攻的程度。
这个判断，在当时并不容易被接受。临时中央受到“左”倾路线影响，坚持把工人运动看作全面进攻的前奏，甚至批评刘少奇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在会议上说：“工人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有成熟到可以举行总同盟武装暴动。”
刘少奇随后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陈云接任全总党团书记。陈云没有借此否定刘少奇，反而在共同工作中逐渐认识到，白区斗争不能脱离实际，更不能用口号代替对力量对比的判断。
193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在瑞金重组，刘少奇担任委员长，陈云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两人一起调查工人运动，修改劳动法规，整顿工会组织。苏区条件艰苦，许多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只能边摸索边修正。
正是在这些具体事务中，陈云看到了刘少奇处理问题的特点：不轻易喊出过高目标，却重视组织基础；不回避困难，也不把失败简单归咎于群众。这样的认识，后来成为陈云评价刘少奇的重要依据。
1941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检讨过去十年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陈云在会上谈到，过去白区工作的主观主义曾长期占据重要位置，直到刘少奇、刘晓等人进入白区后，局面才开始转变。
陈云给出的判断十分明确：“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肯定一段历史，更在于重新评价了刘少奇在党内斗争中的政治判断和实际贡献。
有意思的是，陈云并没有停留在为旧事翻案的层面。他还提出，刘少奇今后的地位应当提高，应当承担更重要的领导责任。这个意见后来被写入党的历史总结，对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2年，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后，他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承担了重要的中央领导工作。所谓党内“二把手”，并不是一次任命突然形成的，而是多年实践、关键评价和中央重新认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合作转向国家经济建设。1949年，中央决定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陈云被调回北京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接管城市、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面对的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硬仗。刘少奇对陈云的能力和判断给予了充分支持。
经济建设并非只有冲刺，也需要平衡。陈云提出“综合平衡”，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刘少奇也主张经济运行要有计划性，同时保留必要的灵活性。两人的共同点，是反对脱离国力的盲目冒进。
1962年“西楼会议”上，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陈云坦率分析农业减产、工业指标过高、货币流通失衡等问题。刘少奇听后支持他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随后，中央财经小组恢复，陈云被推任组长，国民经济调整由此获得更有力的组织保障。
遗憾的是，政治风向变化后，两人都遭受严重冲击。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逝世，陈云也长期受到审查和批判。多年之后，陈云仍没有忘记那段共同奋斗的历史。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原本主要讨论经济问题，陈云却提出应当处理历史遗留的重要问题，纠正冤假错案。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央议程。1979年2月，陈云批示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委共同查清此案。
复查组经过半年多调查，逐条核对材料，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恢复其名誉。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陈云专程参加。那份跨越数十年的评价，也终于在党的正式文件和历史结论中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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