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日凌晨，广西贺州一栋居民楼的四楼，一家四口在睡梦中被铁锤和尖刀夺去性命。凶手离开前还上了五楼，想杀周子雄的母亲和保姆，因为打不开门才作罢。
主凶是死者凌小云的亲妹妹，凌小娟。
法院查明的事实里，有一条很容易被忽略：凌小娟动手的动机，除了积怨，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算计。她许诺给同伙的报酬是，每杀一人给十万元，或者帮盖一栋房子。而她这么做的深层目的，是让母亲继承姐姐的遗产，母亲再继承给她。
这是一个把亲人明码标价的计划。
但我不想只讲人性的贪婪。
我想说的是，凌小娟走到这一步，她所处的社会位置本身就在推着她往极端的方向走。
凌小娟的丈夫在姐姐凌小云的工地上干活，约定月薪2000元，实际只给1500，还拖欠了部分工资。凌小云曾答应把一部分工程款分给凌小娟，也没兑现。而凌小娟早年为大姐治病四处筹钱，二姐凌小云却不肯多出钱，大姐因此错失了治疗时机。
检方在分析这个案子时用了两个词：扭曲心态，畸变人格。但同时指出，本案与大多数弑亲案不同，被害人在生活中并无明显过错，凌小娟的行为具有明显的预谋特征。
预谋，是理解这个案子的关键。凌小娟不是在愤怒中失控杀人。她从2011年初就开始策划，先后两次偷配钥匙，亲自准备铁锤和尖刀，缝制蒙面头套，甚至曾计划买枪但没成功。她反复纠结的是用什么方式杀人最稳妥。
一个人能花几个月时间策划杀死自己的姐姐、姐夫和两个外甥，说明在她心里，亲人这个身份早就被解除了。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女性会对自己的亲姐妹产生这种程度的恨？
北京一中院2014年的一项调研显示，亲属间犯罪案件中，男性犯罪比例高达75%。但另一个数据值得注意，在安徽宿州中院同期调研的16件亲属间犯罪案件中，女性被告人占37.5%。
女性在亲属杀人案中的参与度，比一般暴力犯罪中的女性比例要高得多。
研究者分析这类案件时发现，经济纠纷型亲属犯罪有一个共同特征：矛盾是长期积累的，不是突发的。凌小娟的怨恨链条很长。
丈夫被拖欠工资，姐姐答应的事没兑现，大姐生病时二姐不肯多出钱，日常交流中二姐盛气凌人。每一件事单独看都不至于杀人，但它们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我被这个亲人系统性亏待了的认知。
凌小娟的处境还有一个特殊性。
她的经济地位完全依附于姐姐。丈夫在姐姐手下打工，家庭收入取决于姐姐给多少。
她和姐姐之间不是平等的姐妹关系，而是一种实质上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日常的每一次不给都会被放大成你看不起我，每一次被拖欠工资都会被理解成你故意欺负我。
这不是为她的行为找借口。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合理化。但理解犯罪发生的条件，和原谅犯罪是两件事。
凌小娟的案子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她纠集的同伙里，有一个是她的外甥女苏洁的男朋友，一个是她的外甥苏可章。她把自己的晚辈拉进了这场谋杀。事后证明，这四个人在作案后的处理方式也很有问题，刘胜明的锤子锤头在击打中脱落，凌小娟又从包里掏出备用的锤子递过去。这说明她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早有预案。
一个人为杀自己的姐姐准备了多套方案、多个工具、多名帮手。这种周全本身就说明，她已经在心理上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需要认真完成的项目。
凌小娟2013年1月被执行死刑。
她的母亲，那个她试图通过杀人让之继承遗产的人，最终没有拿到任何遗产，而是失去了两个女儿。
很多讨论把这类案件归结为人心变坏了。
但人心不会凭空变坏。当一个人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另一个人，当这种依附关系里的每一次不平等都被反复经历，当日常的委屈积累到一定程度又没有出口，仇恨就会长出来。
它不会自己消失，只会找一个爆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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