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去医院探望长辈，老年科走廊里加满了病床，七十多岁的老张正弓着腰给九十岁的老母亲擦脸，这一幕就是当下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网上有人嚷嚷史上最大死亡高峰要来了，听着挺吓人，其实并非天灾，全是这几代人造的“果”。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两轮婴儿潮，前后生下了将近四亿人。如今六七十年过去，当年啼哭的婴儿集体跨入古稀之年，再加上医疗条件好了，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老龄人口的盘子越滚越大。
2025年全年死亡人口达到1131万，远超792万的出生人口，60岁及以上老人攀升至3.23亿。这波高峰完全是人口结构走到节点的自然规律，今天的数据全是当年那几代人生育选择留下的印记。
早在2021年，学者蔡昉就针对这几代人步入老年后引发的结构性变局，进行过一场深度剖析。
他们先来看人口发展趋势。人口转变第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生育率的下降。按照规律，生育率都会经历从高到低的过程。
只要出现生育率下降，人口转变最终就会走向老龄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逃脱不了老龄化这个命运。
即使现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高，发展方向依旧是走向老龄化。就如同个体，人从出生开始就走向衰老，无论年纪多年轻，都无法逆转这个过程，本杰明巴顿奇事里反向衰老的情况不会在现实中发生。
人口发展的过程也是一样，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人们必须学会与之共生。老龄化看上去只是老龄人口占比不断提升的过程，表面波澜不惊，但其中也存在起伏变化，包含很多关键的转折点。
人们可以提炼出核心规律，也就是一个趋势，两个转折点。这一不可逆转的衰老趋势，正是理解所谓死亡高峰并非天灾、而是几代人自然老去之“果”的前提。
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从相关图表能够看到，二零一零年就是中国抵达第一个转折点的时间点，在这之后发生的变化，大家都已经有所感知。
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到达峰值。总人口抵达峰值之后，中国总人口会进入负增长。
按照当时的预测，有保守预估，也有相对合理的预估，对应的时间是二零二五年或二零三零年。如果选择更保守的表述，那么在这五年之中，中国人口一定会抵达峰值，之后进入人口绝对减少的阶段。
这两个人口转折点，都有可能对经济带来冲击。当时很多人认为总人口达峰还要等到2025年之后，但现实是2022年死亡人口就已超过出生人口，这几代人造就的离世高峰比预想中来得更早、更猛烈。
接下来，他们具体看两个人口转折点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二零一零年，这是已经被反复讨论的老话题。
这些年，他一直在解释其中的逻辑，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转为负增长，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年龄人口相关逻辑可以分成几个层面理解。
第一，劳动力出现短缺，劳动力短缺会推高工资水平，工资上涨之后，原有比较优势就会下降。第二，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过去大量新增劳动力持续进入市场，持续优化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水平。
当劳动力增量变小之后，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速度随之放缓，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下降。第三，劳动力短缺之后，就像刚才行长提到的案例，美的一台空调只需要十块钱人工成本。
劳动力紧缺的环境下，企业会大规模使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人替代人工。企业做出这样的选择，属于被动应对，但也会带来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
站在企业家的视角，直观感受就是各行各业盈利难度上升，这会从供给侧拖累经济增长。除了供给侧的劳动力缩减，这几代人集中步入高龄所结出的“果”，在需求端引发的震荡同样不容小觑。
第二个人口转折点，会带来需求侧的冲击。在原有经济下行的基础上，如果应对措施不足，会新增一层冲击，最终经济增速会低于此前预估水平。
总人口绝对减少带来的需求变化，他们以消费需求作为代表进行说明，整体分为三种效应。第一种是总量效应。
人口本身就是消费主体，所有人都是消费者。从图表上可以看到，横坐标代表年龄，从零岁到一百岁。
图里钟形分布的曲线代表劳动收入，人在二十岁之后开始就业，获得劳动收入，六十岁之后，劳动收入基本消失。代表消费的黄色曲线显示，消费贯穿人的一生，从出生到离世，每一天都会产生消费。
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速放缓，消费增速就随之放缓。人口停止增长，消费增长也会停滞。
有人会提出疑问，人口变少之后，人均消费可以提升，大家可以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这个观点本身没错。
但是在人口持续增长阶段，消费人群不断扩大，同样也可以实现人均消费品质提升。因此，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减少就代表消费人群减少，会带来消费不足的问题。
伴随死亡高峰而来的总人口缩减，直接触发了这种总量层面的连锁反应，而这几代老人的生存状态则进一步加剧了结构上的难题。第二种是结构效应。
不同年龄段人群，消费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中国来说，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会出现下降。
同样参考这张图表，消费贯穿人的一生，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水平会逐步下降，这一点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验证。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一种情况，老年人收入水平更高。
一方面，薪酬待遇会随着年资上涨；另一方面，养老金保障水平较高；第三，老年人积累了资产，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便如此，老年阶段的消费依旧会下降。
经济学中将这个现象称为退休消费之谜。放到中国，这个谜题并不成立。
国内老年人劳动收入持续缩减，社会保障体系处于广覆盖、低水平的阶段，保障水平还有提升空间。上一代老年人积累的资产不多，财产性收入有限，老年群体整体收入偏低。
收入不足，保障水平有限，直接造成消费缩减。第三种影响消费的人口因素，是分配效应。
分配效应的核心逻辑是，当社会中产群体规模足够大时，消费潜力能够最大限度释放。如果社会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人群无法完全消费自身收入，大量收入转化为储蓄。
低收入人群收入有限，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两种情况叠加，最终整个社会出现过度储蓄的现象。
面对这几代人老去带来的结构性困局，破局的思路并非坐等高峰过去，而是在人群结构中寻找新的支撑点。最后，他们来谈需要重点培育的消费群体，也就是新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包含三类人群。
第一类，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一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完成脱贫。这部分人群虽然脱离绝对贫困，但大多数依旧处在相对低收入状态，人们需要尽快推动这部分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有人会觉得这个目标设定过高，刚刚脱贫就要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这里遵循的思路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以推动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目标推进工作，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成长为支撑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消费群体。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绝对脱贫的相关政策，转向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OECD 国家对相对收入标准有界定，使用全社会中位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定标准。查看二零一九年的数据，农村居民中位收入是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九元，它的百分之五十就是七千一百九十五元人民币。
国内五等分分组当中，收入最低的百分之二十家庭，收入只有四千多元。也就是说，至少这百分之二十人口，处在相对贫困线之下。
持续帮扶这部分人群，就是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除了帮扶农村低收入家庭，在应对这几代人步入死亡高峰与深度老龄化的过程中，另外两类人群同样握着解开困局的钥匙。
第二类重点人群，是国内二点九亿农民工。农民工群体内部可以拆分，一部分就地非农就业，没有离开所属乡镇，人数约一点一七亿。
另一部分外出务工，离开原本乡镇，人数约一点七四亿。一点七四亿外出农民工当中，大约一点三五亿稳定在城市居住生活。
这部分群体，还没有取得城市户口。户口不只是身份标识，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无法实现均等化，他们始终存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
即便收入上涨，也不会放开消费。因此，依靠新型城镇化，解决这部分人群城市落户问题，能够显著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
他们做过模拟测算，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仅仅完成户籍落户，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升百分之二十七。
第三类就是老年群体。
当时六十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两点四五亿，这个规模，接近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总量。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老年人理应享有中等收入水平对应的消费能力与生活品质。通过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完善护理等配套服务，让老年人拥有中等收入群体对应的生活品质。
这不仅可以大幅拉高国内整体消费水平，也契合科技向善的最终目标。当时演讲中提到的2.45亿老人，如今到了2026年已经猛增到3.23亿，这几代人步入生命晚期的现实压力，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在了每个普通家庭的肩头。
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已突破3500万，养老护理员缺口却高达550万，大医院老年科一床难求，高昂的墓地价格和独生子女“老养老”的辛酸，都是这轮结构性死亡高峰背后的民生考题。
好在医保门诊统筹扩围、49个城市试点长期护理保险、银发经济与惠民殡葬逐步铺开，正在一点点托底。
说到底，这轮离世高峰并非突如其来的天灾，而是几十年前两轮婴儿潮种下的“因”，在今天结出的必然之“果”。
看懂了人口规律，普通人与其焦虑，不如趁早攒好养老储备、照顾好身体，多陪陪家里的老人，踏实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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