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爱，不必说出口，落笔即是永恒。这是赵孟頫为他生病的妻子管道升祈福而抄写的小楷《金刚经》，这不是他第一次抄写这部经书了，那时的他四十五岁，每每抄写之前，沐浴、更衣、焚香，然后铺纸落纸，只为祈福自己生病的妻子能早日康复。
屋里躺着他病了很久的妻子管道昇。风寒缠绵，药石难愈，能想的路他都走过了，剩下的，只有把心愿交给笔尖。他写的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教在两汉之交东传中土，东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而来，译出《四十二章经》，写经的种子便在那时落地。
魏晋南北朝是个乱世，人如浮萍，北魏冯熙这样的贵族动辄大规模写经，一面为自身消灾，一面也想借佛家护国的说法稳住权柄；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法，亲手抄下大量经卷，为的是国泰民安。等到了唐代，这股风气被推到顶点——武则天为母亲祈福，掀起过一场规模空前的写经热潮。千百年里，人们提笔的理由几乎没变过：求自己在乎的人，平安。
赵孟頫那一卷，说到底也是同一个理由。
赵孟頫抄写这部《金刚经》不止数十遍，可如今能完好留存下来的，唯有这一件，它高二十四厘米，展开长五百零八厘米，五千二百余字，分作二百六十二行，每一字大约只有一点五厘米见方。
明代王世贞在这卷后面题跋，说它「全用大令手腕，而备有北海、诚悬之妙」——大令是王献之，北海是李邕，诚悬是柳公权。一句评语里塞进三位前代名家，意思是一处下笔，三家的笔意都在里头。
而他的好友鲜于枢对他的评价却是很直白，他说：「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五种书体他都有资格排第一，可第一中的第一，落在小楷上。
我们再来看他的这帖小楷，用笔，是尖锋入纸、钝锋收束，对笔锋的控制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吸收过钟绍京《灵飞经》的长处，也吸收过敦煌写经体的东西，笔落纸上之后那些衄挫、调锋的动作，熟稔又从容。
结字则骨肉匀称，明明写得平正，却总在不经意处生出变化，欹正、高低、收放之间留有余地，既有王羲之那种内擫含蓄的韵致，又不缺外拓舒展的姿态。
细看用笔，是尖锋入纸、钝锋收束，对笔锋的控制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吸收过钟绍京《灵飞经》的长处，也吸收过敦煌写经体的东西，笔落纸上之后那些衄挫、调锋的动作，熟稔又从容。
结字则骨肉匀称，明明写得平正，却总在不经意处生出变化，欹正、高低、收放之间留有余地，既有王羲之那种内擫含蓄的韵致，又不缺外拓舒展的姿态。
赵孟頫这一卷却是实实在在的手写状态：楷书的框架里，他自然地走进行书的笔势，五千余字通篇气脉相连，既守得住长篇写经该有的沉静，又没有丢掉书写的连贯感。唐楷那种单字各自为政的封闭结构，在这里被他悄悄打开了一条缝。
所以说，元人小楷他是绕不开的一座高峰，文徵明、王宠这些明代小楷名家，起手也大多从赵体进去，后来才各自成家。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里写过一句话：「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字形随时代变，笔法却是那套不变的底子，临这卷经，练的正是这套底子。
而这董其昌年轻时处处与赵孟頫较劲，到晚年亲眼见了真迹，口气全变了，留下「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这句话——听着像自夸，其实是认输。
很多人把小楷写得像印刷体，问题往往就出在只有法度、没有笔势，而这一卷恰好能同时给你两样东西。何况五千二百多字几乎没有重复的字形，小楷书写中会碰到的结构难题，它基本都替你摆好了，是可以反复磨手感的活教材。
这卷《金刚经》如今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与颜真卿《祭侄文稿》同列禁止出境展览的名录。纸寿千年，已近极限，每展出一次都是一次损耗，所以它极少露面，有人穷尽一生想在展厅里看它一眼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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