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走投无路，只能去找陈毅。

1949年冬天，上海。

一位82岁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进了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袍，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眼神里还透着一种读书人的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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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叫张元济。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光绪年间的进士，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放在三十年前，他是全中国文化界见了都要鞠躬的人物。

可现在，他连头都不敢抬。

商务印书馆快撑不住了。账上没钱，库房里的书卖不出去，编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薪水。这家曾经全亚洲最大的出版社，如今连过年的米面都买不起。

张元济是来借钱的。

他要找的人，是上海市市长陈毅。一个49岁的军人，开国元帅，刚刚接管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

张元济站在陈毅面前，把话说了出来。他说得很艰难，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拽出来的。他说商务印书馆经营困难，工资发不出，能不能请政府借一笔钱，二十个亿——旧币，折合新币大概是二十万。

陈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张元济听完这句话，愣了很久。然后他直起身来，认认真真地给陈毅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他没有借到一分钱。但他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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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到底说了什么？

一、那个寒冬里的商务印书馆

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得先搞清楚1949年的商务印书馆到底惨到了什么程度。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到1949年已经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它出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过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过《辞源》，出过《四部丛刊》，出过全中国小学生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它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但在1949年，这位“老大哥”已经快断气了。

抗战八年，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被炸过，仓库被烧过，书稿被毁过。内战三年，物价飞涨，纸张涨得比书价还快，印一本书亏一本书。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商务印书馆的资产已经缩水了一大半，负债累累，连日常运转都维持不下去了。

张元济后来在一封给陈毅的信里写得很直白：“复将公司危急实情面为陈述，并微露希望贷款维持之意。”

他没有夸张。商务印书馆当时确实处于破产的边缘。编辑部的员工已经很久没拿到足额工资了，不少人靠典当衣物、变卖家当过日子。印刷厂的机器停了，仓库里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但卖不出去。

更麻烦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方向出了问题。

陈毅后来在跟张元济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现象：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天天在办公室里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一门心思只想搞“大学丛书”那种高深的东西，不愿意搞通俗读物。

说白了，就是看不上“下里巴人”的生意，只想做“阳春白雪”的学问。

问题是，“阳春白雪”能赚几个钱？大学丛书印量小、成本高、读者窄，靠这个养活几百号员工，根本不可能。而真正有市场、能赚钱的通俗读物，他们又不愿意做。

张元济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但他已经82岁了，精力大不如前，很多事情管不动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交给了一帮老编辑，大家习惯了过去的套路，谁也不愿意改变。

就这样，商务印书馆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