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问的那个问题—— “最迫切需要国务院采取特别措施的是什么” ——实际上是在逼着规划者做减法。他不要“什么都重要”，他要“什么最重要”。
1956年春天，北京。
一份六百多万字的文件被抬进了中南海。这是全国七百八十七位科学家花了五个月写出来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文件厚得吓人，里面列了五十七项重大任务、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从原子能到黄河治理，从合金系统到疾病防治，什么都有。
按流程，这份文件应该被郑重通过，然后下发执行。
但周恩来翻完材料之后，问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的问题。
他问的是：“你们感觉最迫切需要国务院采取特别的措施、特别加以支持的是什么？”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么多东西，哪几个是你们搞不定、非得国务院出手才行的？
这个问题，把汇报的人问住了。
更蹊跷的事情还在后面。周恩来随后发现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整个规划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细节是什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
要讲清楚这件事，得先把时间往回拨几年。
一、一份“什么都有”的规划
1956年的中国，刚刚从战火中喘过气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推进，工厂在冒烟，铁路在延伸，但科技底子薄得可怜。
就在这一年的1月，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的报告里说了一句让很多人至今还记得的话：“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句话的分量，今天的人可能体会不到。在那之前，知识分子头上一直压着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周恩来这句话，等于把这顶帽子摘了。
报告里还有一句话同样重要：“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但真正让周恩来放不下的，是另一件事。他在会上谈到接受苏联科技援助时，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我们过去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
“分清缓急本末”这六个字，就是整件事的钥匙。
同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调集了全国几百名科学家，还邀请了十六位苏联各学科的著名科学家来华，帮助我们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经过七个月的工作，形成了六百多万字的规划材料。
张劲夫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带着这六百多万字的材料去中南海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翻看材料，发现了问题。
这份规划，太“全”了。
五十七项任务，涵盖了从原子能到农业、从石油勘探到疾病防治的方方面面。每一项都有道理，每一项都需要做。但问题是——中国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不可能同时做这么多事。
如果平均用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件事都做了一点，每件事都没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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