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
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仁为体，以礼乐为用，生生不息、一以贯之，长期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伦理道德基础。但我想强调的是：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种“主干”，并不仅仅因为有一套精深的思想，更因为它在漫长的历史中获得了制度性的存在形态。孔庙的系统、孔子后裔的世袭封赐、庙学与科举的结合，正是这种制度化儒学的三个支柱。
一、孔庙与祭祀所昭示的文化延续性
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改建为庙，以纪念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鲁国人”；而另一种记载则说，孔子弟子在其殁后自愿守墓，并保存孔子所乘之车、所弹之琴，以志纪念。无论取哪一说，孔庙的肇端都与“纪念”和“传承”相关。此后两千年，孔子的祭祀虽经历代损益，却始终未曾中断，这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延续性的一个可感的指标。
秦以思想管制待儒，汉初刘邦亦曾对儒生表示轻慢。但自公元前195年刘邦以太牢祀孔子，帝王祭孔的先例既开，大一统帝国与儒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就逐渐被认识到——儒学所提供的是社会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资源。汉元帝以后，孔子后裔开始受封：孔羁以帝师身份受“褒成君”，汉成帝时因殷裔难寻而令孔氏世代袭封，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册封本从祭祀与庙务着眼，客观上却使儒学价值的传承获得了宗法性的保障。此后曹魏之“宗圣侯”、晋之“奉圣亭侯”、北魏之“宗圣大夫”与“文圣尼父”、北齐之“恭圣侯”、后周之“邹国公”，封号屡变而尊崇不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权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它们通过尊孔来确立自身在中原的统治合法性——这正说明儒学是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而非某一族群的专有物。
唐玄宗开元年间确立配享制度，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庙由此脱离家庙性质，正式纳入国家祭祀系统。宋代进一步加谥“至圣文宣王”，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世孙为“衍圣公”，此封号遂为孔氏世袭。这里我想特别指出一个细节：每当改朝换代，孔子后裔往往陷入“忠诚的困境”——是随旧朝廷南迁，还是留守阙里？建炎二年，四十八世孙孔端友捧孔子楷木像随宋高宗南渡，于衢州建家庙，是为“东南阙里”。元统一后，忽必烈召南宗孔洙北上袭爵，孔洙以“世庙在衢州，不忍离去”为由让爵，北宗遂成为衍圣公的唯一承袭者。这一“让爵”之举意味深长：它表明在孔氏后裔的自我理解中，守护祭祀与祖庙，比依附某一政权更为根本。换言之，文化认同在此超越了政权认同。
清代对孔子的尊崇可谓历代之最：顺治更定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康熙亲赴曲阜行三跪九叩之礼、书“万世师表”，雍正追封王爵并增配祀，乾隆九次晋谒阙里。近代以来，制度化儒学遭遇根本性冲击：1905年科举废止，儒家经典在新教育体制中边缘化；1912年蔡元培颁布《废止祀孔旧典令》，各地文庙一度改为学堂、图书馆。袁世凯时期虽短暂恢复，但1935年孔德成由“衍圣公”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一改制本身，已表明传统封爵体系难以为继。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是20世纪儒学命运跌宕的根源所在。
二、庙学一体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唐以前，孔庙与学校各自为政；唐太宗贞观年间改变李渊周公、孔子并列的旧制，令“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确立左庙右学的格局。这一制度的意义极为深远：它使教育成为传播儒家价值的固定渠道，也使学生自入学之日起便置身于祭祀空间之中。但需要辨析的是，祭孔不同于佛道的膜拜。佛道之礼指向外在的崇拜对象，而祭孔更是对自己的要求——是在仪式中体会“见贤思齐”，是一个“学做圣人”的过程。礼乐在此不是目的，而是修身的中介，这正与儒家“以仁为体、以礼乐为用”的结构相应。
庙学合一的系统随统治区域的扩展而扩展，并深刻影响了采用科举的朝鲜、越南以及受儒家文化浸润的日本等地。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文化共同体在空间上的展开方式。习惯上被视为“边缘”的云南、贵州等地，孔庙体量却极为庞大，云南建水文庙的规模仅次于曲阜与北京，居现存第三。这说明以孔子为载体的文化共同体，并非由中原单向辐射，而是各地主动参与、共同建构的结果。各地孔庙还发展出自身特色：越南河内文庙除祀孔子外，亦立黎氏王朝重要人物之像，将儒家理念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这正是“和而不同”理念的体现——普遍性并不取消地方性，而是在地方性中成就自身。由此，孔庙成为一个超越族群、超越地域的文化认同符号，中华文化的“共同体”性质借此获得具体可感的形态。
三、有形载体与精神层面的结合
孔庙首先是有形的：殿宇、神牌、谥号、像设、乐舞、祭器，以及衍圣公府的规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性存在。明成化十二年改孔庙乐舞为“八佾”，理由是既用天子之服冕，便不宜再用诸侯之乐舞——礼制的整饬，正说明“有形”层面的完备性受到高度重视。但“有形”之所以重要，终究在于它承载着“无形”：它使“仁”的价值、“礼”的秩序、“学做圣人”的自我期许，获得可世代相传的践履场所。孔庙由此既是建筑，也是文化场域；既是礼制设施，也是精神空间。两者不可偏废——离了有形的制度与仪节，精神便难以延续；离了内在的价值自觉，仪节便只剩空壳。
进入新时代，这一“有形”与“无形”的结合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儒学在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作用。在“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理解中国道路独特性、坚定中国式现代化信心的必由之路。对我们而言，如何在制度化儒学解体之后，推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阐发其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契合性，进而使孔庙这样的有形载体重新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文化场域，是理解儒学现代发展的关键所在。
闪电新闻记者 王清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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