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在央视播出,很快火遍大江南北。比电视剧本身流传得还远的,是那首主题歌。刘欢一开嗓,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调子一起,街上的人就会跟着哼。到了第二年,《好汉歌》几乎成了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曲之一,大人小孩都能唱上几句,大河向东流的旋律,从城市的音像店一直飘到县城的集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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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的来历,也值得说一句。它的曲调由作曲家赵季平创作,旋律里吸收了民间小调的元素,质朴、上口,带着一股子豁亮的劲头,配上刘欢那种浑厚、有分量的嗓音,几乎是为这部讲梁山好汉的电视剧量身定做的。电视剧播出之后,这首歌的传播速度远超许多人的预料,没有靠什么刻意的包装,就是凭着口耳相传,短短时间便唱遍全国。那几年走在大街上,音像店、理发店、小饭馆里,时不时就能听见这一句大河向东流。

照常理,这样一首歌,在那一年的各种评奖、各种排行榜里,总该占个头几名。可偏偏出了一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在一九九九年的流行音乐排行榜评选中,《好汉歌》莫名其妙地名落孙山,连个像样的名次都没有;而最后拿到金奖的,是一首广大观众根本没怎么听过、也没流行开来的歌。消息一出来,歌迷炸了锅,纷纷质疑这个奖到底是怎么评出来的。

最直接的反应,来自刘欢本人。他没有去领这个奖,也没有拐弯抹角,而是把话说得很绝。他说,我再也不参加所谓的排行榜了,请大家以后不要再邀请我参加。这句话不是私下里的抱怨,而是公开亮出来的态度,在当年的音乐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个正处在巅峰、到处都要请的歌手,等于亲手把一整片颁奖晚会的门给关上了。

这件事听上去像是刘欢一时气话,可放到当年的环境里看,就会明白他动怒的真正原因。那时候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没几年,各种名目的排行榜、颁奖礼一窝蜂地冒出来,听着都挺像那么回事,背后的名堂却不少。据当时的媒体调查,不少排行榜从一首歌打榜开始就有讲究,行话叫打榜收费,谁的歌想上榜单、想名次靠前,谁就得掏钱。一些电台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收了钱才肯给歌安排播放、安排打榜,谁出的钱多,谁在榜上的位置就好看。评奖评到最后,评的往往不是歌好不好、流不流行,而是背后有没有人、舍不舍得花钱。

主办单位也有自己的难处,或者说自己的算盘。奖项就那么几个,要来的关系户却越来越多,摆不平的时候,索性轮流坐庄,今年给你,明年给他。还有一条心照不宣的惯例,叫排排坐吃果果,不管是大腕还是新人,只要肯到场撑场面,基本都有一个奖拿。这么一来,奖的含金量自然一年不如一年,真正凭作品说话的人,反倒成了最不受待见的。

《好汉歌》的落选,不过是把这套东西最刺眼地摆到了台面上。一首全国人民都在唱的歌评不上,一首没人听过的歌却拿了金奖,这中间差的显然不是音乐本身。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有的颁奖晚会为了拉票房、撑场面,专门找到刘欢,跟他许诺,只要你肯到现场,我保证你能获奖。奖还没评,结果已经可以预先保证,这等于把暗箱操作四个字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刘欢对此只有一句无奈的话,真不知道这些奖是怎么评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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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的拒绝,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动作。就在同一时期,另一桩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也发生在排行榜的颁奖晚会上。一九九九年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评选,主办者特意在第二、三季度增设了最佳男女歌手奖,本想给金曲颁奖再添把火,结果刘欢、那英、毛宁、郑钧这几位当时最有分量的歌手,竟然不约而同地婉拒了这个封号,分别拿身体欠佳、另有演出安排之类的理由挡了回去。几位最该看重名声的大腕,有奖不领,让主办方很是尴尬,也在乐坛引起震动。

他们不领,并不是摆架子。一来,这个排行榜谁打榜谁掏钱的做法早就争议不断;二来,所谓最佳,一个季度评下来,男女歌手加起来竟然有二十多个人戴上了最佳的帽子。既然叫最佳,理当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要是二十多个人都是最佳,那这个最佳和人人有份的安慰奖又有什么区别。难怪有歌手直言,这样的评选带着一股大锅饭的味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佳。

这几件事凑在一起,其实画出了当年流行音乐评奖的一个怪现状。花钱可以打榜,到场就有奖拿,真正流行的好歌反而被晾在一边。一些唱片公司和包装新人的公司,也乐得在里面推波助澜,把自家歌手塞进各种榜单,靠一个奖项的名头抬高出场费,再去赚更多的钱。评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门生意,音乐本身倒成了次要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那一两年选出来的所谓金曲,后来被人吐槽,几十首里挑不出一首真正在全国唱得响的。

刘欢这个人,在圈子里向来以认死理、讲规矩著称。他是正经学外语出身,后来在大学当老师教音乐,身上带着一股知识分子的较真劲儿,对作品、对名声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事实上,他对这类排行榜的疏离并不是从《好汉歌》落选才开始的。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早在一九九四年领取过一次北京音乐台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十大金曲奖之后,他对电台排行榜评奖的热情就已经淡了。一九九九年的这次落选,不过是让他把原本保留的态度彻底说破,从此再不留情面。他不是不看重奖,而是不愿意陪一场心知肚明的游戏。对他来说,与其去领一个靠关系、靠到场、靠花钱运作来的奖,不如干脆站到外面,把话说明白。所以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排行榜的颁奖晚会,他都谢绝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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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年站出来的,并不止他一个。二〇〇一年,歌手田震在南京一场颁奖晚会上,因为原本答应给她的最受欢迎女歌手奖临时又给了别人,当着全场观众把话筒一搁,说这种奖不要也罢,转身就走。几年后香港廉政公署针对娱乐圈买奖展开大规模调查,拘捕了二十多人,更是把流行榜和颁奖礼背后的利益交易彻底掀开。媒体在盘点这些年的种种抗议时,常常把刘欢拒绝领奖和田震怒摔话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评奖里的腐败说不。

回头再看一九九九年那个冬天,《好汉歌》落选,金奖给了一首陌生的歌,刘欢甩出一句再也不参加。当年不少人或许觉得他太倔、太不给主办方面子。可后来的一桩桩事证明,他那时候看到的,恰恰是这套评奖机制里最要命的毛病。奖是给好音乐立的,一旦变成谁出钱、谁到场、谁关系硬就给谁的东西,它伤害的就不只是某一个歌手,而是所有认真做音乐的人,还有那些愿意为好歌投票的听众。

当时就有音乐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评选不公正,伤害的是真正的音乐人,也耽误了那些有前途的年轻歌手。一个有才华的新人,如果不肯掏钱、不肯按规矩陪跑,就可能长期坐冷板凳,作品再好也没人听见;而那些善于钻营的,却靠着一个个买来的奖项平步青云。这样的导向持续下去,认真写歌、唱歌的人会越来越少,乐坛的风气也只会越来越浮躁。这也正是刘欢那句气话背后,真正让人忧心的地方。

那首唱遍大街小巷的《好汉歌》,最终没有靠任何一个金奖被人记住。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个榜上的金奖歌曲,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想得起来,而大河向东流的调子,依旧是一开口就能接上的旋律。时间到底把账算清了,一个奖的名次可以暗箱操作,可一首歌能不能留在千万人的嘴里,谁也操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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