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陕北保安一孔窑洞外，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举起相机，对着刚刚走出窑洞的毛泽东按下了快门。那一刻没有仪仗，也没有刻意安排，只有晨光、旧窑洞和一顶临时借来的红军帽。后来，这张照片成为世人认识毛泽东的重要影像。

斯诺初到中国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中国革命发生如此深的联系。1905年，他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做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厂学徒，后来进入新闻界。1928年，他来到中国，原计划只停留数周，却因工作需要长期留在上海，逐渐走遍中国多地。

“九一八”事变后，斯诺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压制进步力量的做法十分失望。他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人，也接触到一些地下党员。那些零散而又彼此印证的消息，使他越来越想知道：被外界严密封锁的陕北根据地，究竟是什么样子？

1936年春，西安方面局势出现变化，通往陕北的道路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封闭。7月初，在宋庆龄帮助下，斯诺与美国医生马海德绕道西安进入根据地。7月9日，他们在安塞百家坪见到周恩来；7月13日，经过数日跋涉，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周恩来接待他们时说：“你是一个可靠的记者，希望你能够如实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此前，国民党长期把共产党描绘成一群无法无天的“匪徒”，而斯诺的身份，恰好使他能够把亲眼所见带出封锁线。

初见毛泽东时，斯诺注意到的不是领袖的威严，而是他的外貌：身材高大，略显清瘦，头发浓密，目光明亮，下巴上有一颗明显的黑痣。更让斯诺意外的是，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独自走到街上散步。那时南京方面曾悬赏缉捕他，可在保安街头，他并没有表现出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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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毛泽东在窑洞里正式接受采访。屋内陈设极少，一张铺着红毡的桌子已经算得上醒目。斯诺连续发问，涉及个人经历、土地问题、红军建设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回答得很坦率，谈到困难和失误时，还不时发笑。

晚饭同样简单：辣椒、青菜、小米和馒头。毛泽东谈起湖南人爱吃辣椒，便说爱吃辣椒的地方往往也容易出现革命者。斯诺听后反问，意大利人也吃辣椒和大蒜，难道人人都是革命者？毛泽东大笑起来：“这个说法，不能算数。”窑洞里的气氛因此轻松许多。

有一天清晨，斯诺看到毛泽东站在门口，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精神显得格外饱满。他拿起相机说：“主席，我给您拍张照片吧。”毛泽东答应了。斯诺又希望他戴上军帽，可毛泽东自己的帽子已经洗得褪色，显然不适合拍摄。

斯诺随即摘下自己的新军帽，替毛泽东戴上。帽子大小正合适，帽檐下露出一颗醒目的红星。快门按下后，一幅后来广为流传的肖像就这样产生了。毛泽东看到照片时颇为意外，说自己平时不修边幅，没想到照出来还“这么好看”。那顶军帽，则被斯诺保存多年。

采访逐渐深入，斯诺希望写一部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毛泽东起初并不热心，他认为革命事业不是个人传记能够概括的。斯诺却提醒他，外界流传着关于毛泽东的种种谣言，有人说他没有文化，有人说他只是狂热分子，还有人声称他已经病重。若不把真实经历讲出来，误解只会继续扩大。

在多次劝说下，毛泽东开始回忆童年、家庭、求学以及参加革命的经过，也谈到在北京受到李大钊等人影响、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斯诺边听边记，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曾用当地酸梅做成甜食招待他，这些普通细节，让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呈现在纸面上。

1936年10月12日，斯诺结束在根据地长达四个多月的采访，返回北平整理材料。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来在中国出版时使用《西行漫记》这一书名。它以大量现场采访打破了外界对陕北根据地的隔膜，也使毛泽东和红军的真实形象进入国际舆论。

斯诺与毛泽东的关系，并没有停留在一次采访。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把书送给毛泽东。1960年10月22日，他在北京丰泽园与毛泽东重逢。那时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饭桌上仍多夹青菜和辣椒。斯诺问起辣椒，他回答：“人民还不能吃饱。”一句话，显出当时沉重的现实。

1970年10月1日，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与他交谈并合影。这次会面并非普通叙旧。中美关系仍处于隔绝状态，斯诺作为美国记者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成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1971年，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记录，介绍中国方面愿意同美国接触的意向，对后来中美关系破冰产生了影响。

遗憾的是，斯诺没有等到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15日，他因胰腺癌在瑞士逝世。毛泽东发去唁电，称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1975年10月，他生前珍藏的那顶红军帽由夫人送回中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