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我正低头擦桌子，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刹车声。
抬头一看，十几辆面包车把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上百号穿工装的男人涌进来，店里一下子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走在最前头的，竟是那个在我店里白吃了8天饭的流浪汉。
他换了身干净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神也不一样了。
他开口就点最贵的菜，说要包场。
临走，他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我手一沉，差点没接住。
布包硬邦邦的，像揣了块砖头。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着上了车。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
车走了，我打开布包，整个人都僵住了。
01
罗记面馆开在城南老街的尾巴上，两间门面，灶台挨着门口，一到饭点油烟就往街上窜。
我姓罗，叫罗媚，今年四十五。
丈夫郭建辉走得早，儿子郭俊豪在省城送快递，一年回来两趟。
这店是我爸留下的，我爸叫罗长顺，三十年前死在工地上。
我守着这口灶，一守就是十二年。
老街要改造的消息，是韩芳通知我的。
她是社区主任，四十来岁，说话总带着商量口气。
“罗姐，上面文件下来了，这一片全拆，建商业街。”我手里的抹布没停，问她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快了，让我有个准备。
我没吭声。
这店要是拆了，我能干什么去？
房东彭飞比韩芳来得还勤。
他五十岁，瘦脸，抽烟抽得牙黄，说话喜欢用指节敲桌子。
“罗媚，月底前把租金凑齐，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我问他涨多少。
他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上个月不还是一千八？”他把烟头摁灭在门槛上。
“整条街都涨，你不租有的是人租。”我没接话，低头擦灶台。
灶台边摆着我爸的遗照，黑白照片里他穿着工装，胸口别着一枚军功章。
谢俊才是什么时候来的，我记不太清了。
大概是彭飞撂下狠话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收摊，瞥见门口台阶上坐着个人。
头发花白，胡子拉碴，身上的棉袄脏得发亮，脚上趿着一双破了口的解放鞋。
他缩着脖子，手里攥着个蛇皮袋，眼睛直勾勾盯着我锅里剩的面汤。
我盛了碗面递过去。
他接碗的手哆嗦了一下，抬头看我。
那双眼睛浑浊，但里头有东西，我说不上来。
他没说话，埋头就吃，吃得急，烫得直吸气。
吃完把碗放在台阶上，起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
还是那个点，还是坐在台阶上。
我没等他开口，又盛了碗面。
阳春面，清汤寡水，连片菜叶都没有。
他吃完还是不说话，但走之前把门口的纸箱摞整齐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成了店门口的固定风景。
马铁柱从隔壁杂货铺探出脑袋，阴阳怪气地说：“罗媚，你开善堂了？流浪汉都养上了。”我没理他。
马铁柱这人，当年也在工地上干过，后来开了杂货铺，一张嘴从不饶人。
孙桂英来吃面的时候，悄悄拉我袖子。
“闺女，你心善我知道，可这种人沾上了甩不掉。万一出事呢？”我给她碗里多舀了勺辣子。
“桂英姨，他就吃碗面，不碍事。”孙桂英叹气，不再说什么。
她是我爸那辈的老人，看着我长大，说话有分寸。
但我知道她说得对。
谢俊才身份不明，万一是个逃犯呢？
可每次看到他蹲在台阶上缩成一团的样子，我就想起我爸。
我爸也是苦出身，在工地上扛水泥，手上全是裂口。
第六天傍晚，谢俊才没来。
我收完摊，把剩面倒进泔水桶，站在门口往街两头看。
马路上人来人往，没有他的影子。
我心里莫名发慌。
第七天早上，我去桥洞找他。
城南桥洞底下常年蹲着几个流浪汉，气味冲鼻。
谢俊才缩在最里头，身上盖着破纸板，脸烧得通红。
我摸他额头，烫手。
我把他扶起来，他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听不清。
半背半拖弄回店里，放在后屋的小床上。
给他灌了退烧药，又用湿毛巾敷额头。
他烧了整整一天。
到了晚上，突然抓住我手腕，眼睛睁得老大，嘴里喊：“长顺，快跑！要塌了！”我整个人定住了。
长顺。
罗长顺。
我爸的名字。
我问他：“你认识罗长顺？”他不答，翻来覆去只是喊“长顺快跑”，嗓子都哑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这个烧得神志不清的流浪汉，后背一阵阵发凉。
第八天早上，谢俊才退了烧。
他醒来看到我，眼神躲闪。
我问他认不认识罗长顺。
他摇头。
我又问了一遍。
他还是摇头。
但他的手在抖，攥着被角攥得发白。
我没再逼他。
给他下了碗面，他吃完就走了。
走之前，他在我爸遗照前站了很久。
我注意到他看照片时，喉结动了一下，像咽什么东西。
那天下午，彭飞带着两个人来量房子。
卷尺拉得啪啪响，嘴里念着“进深八米，开间六米，拆迁补偿少说这个数”。
我拦在门口不让他们进。
彭飞把我拨到一边。
“罗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月底前搬走，不然我断水断电。”我盯着他，没说话。
他走了以后，我蹲在灶台后面，手撑着地，半天没起来。
门口我爸的遗照静静挂着，照片下面压着那枚军功章。
铜质的五角星，边角磨得发亮。
我一直不知道这枚章是怎么来的。
我爸从没说过。
第九天中午，我正在后厨切葱花，听见外面一阵乱响。出来一看，愣住了。
十几辆白色面包车首尾相接，把整条老街堵得严严实实。
车门哗啦啦拉开，穿蓝色工装的男人一个接一个跳下来。
他们排着队往店里走，脚步整齐，像训练过似的。
店里本来坐满了老街坊，被这阵势吓得全站起来。
眨眼间，十几张桌子全坐满了，后来的人只能站着。
店门口也站满了人，一直排到马路牙子上。
我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少说上百。
我手里还攥着菜刀，愣在后厨门口。
这时候，人群往两边让开一条道。
谢俊才走了进来。
他换了身深灰色夹克，拉链拉到领口，头发用水抿过，服服帖帖。
胡子也刮了，下巴露出干净的皮肤。
脚上穿了双新布鞋，黑面白底。
他站在灶台前，冲我点了点头。
“老板娘，今天店里所有菜，一样来一份。”我盯着他，手里的菜刀差点没握住。
他见我不动，又说：“放心，钱一分不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有百元的，有五十的，有二十的，甚至有五块十块的零票，厚厚一摞，压在灶台上。
这时候，人群里有人喊了声“谢总”。
紧接着，所有人齐刷刷站起来，喊：“谢总好！”声音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我靠在门框上，两条腿发软。
谢俊才转过身，面对满屋子的人，举起右手往下压了压。
所有人安静下来。
他回头看我，眼睛不像之前那么浑浊了，亮堂堂的。
“老板娘，做饭吧。”
我机械地转身进了后厨。
切菜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土豆丝切得粗细不匀，肉片也剁得乱七八糟。
我脑子里嗡嗡响。
谢总？
流浪汉？
白吃了八天饭的人？
外面的喧哗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人在喊“谢总，二十年没见了”，有人在笑，有人在拍桌子。
我深吸一口气，把火开到最大，油锅滋啦一声响。
菜一盘一盘端出去。
红烧肉、糖醋鱼、辣子鸡、干煸豆角。
我把冰箱里所有食材都用上了。
谢俊才坐在正中间那张桌子，身边围着一圈人。
他们管他叫“谢总”，给他敬酒，他不喝，只是笑。
那笑容跟我之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之前他蹲在台阶上吃面，嘴角是往下耷拉的。
现在嘴角弯着，眼里有光。
吃到下午两点多，人陆续散了。
谢俊才最后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灰蓝色的粗布，四个角扎得紧紧的。
他塞到我手里。
布包沉得很，我手腕往下一坠，差点脱手。
他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但身后有人喊他。
他回头看了一眼，又转过来，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转身走了。
人群簇拥着他上了面包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他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
车一辆辆开走。
老街恢复了安静，只剩满地的烟头和空酒瓶。
我站在店门口，手里攥着那个布包。
马铁柱从隔壁探出头，嘴张得能塞进鸡蛋。
我没理他，转身关上门，把布包放在桌上。
粗布扎得很紧，我解了好几下才解开。
布包打开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里面是一本红色的房产证，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四个字：长顺亲启。
我的手开始抖。
02
我没有立刻拆信。
那个“长顺亲启”四个字，像四根针扎在眼睛里。
我把布包重新包好，塞进灶台下面的铁皮柜里。
柜子是我爸当年打的，铁皮锈了边，但锁还结实。
锁上柜门，我坐在后厨的小板凳上，发了很久的呆。
灶台上的火忘了关，一锅水烧干了，铁锅烧得发红。
我闻到焦味才回过神，赶紧关火。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
面馆后面有间小屋，平时放杂物，收拾一下能住人。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翻来翻去就那几句话。
谢总。
上百号人。
长顺亲启。
还有谢俊才发烧时喊的那句“长顺快跑”。
第二天一早，孙桂英来了。
她提着一兜子青菜，进门就东张西望。
“罗媚，昨天那阵仗，整条街都传遍了。那个流浪汉到底什么人？”我给她倒了杯茶，没说话。
她压低声音：“我听马铁柱说，来了十几辆车，上百号人，都喊他谢总。是不是真的？”我点了点头。
孙桂英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
“谢总？哪个谢总？”我摇头，说不知道。
孙桂英坐了一会儿，忽然拍了下大腿。
“城南以前有个建筑公司的谢总，叫谢俊才，你听说过没有？”我心头一跳。
谢俊才。
就是这个名字。
孙桂英接着说：“三十年前，你爸出事那会儿，那个谢总也在工地上。后来公司做大了，人却不见了。有人说他跑了，有人说他死了。反正再没出现过。”她看着我，眼睛瞪得老大。
“你不会是说，那个流浪汉就是他吧？”
我没回答。但手心里全是汗。
孙桂英走了以后，我从铁皮柜里把布包取出来。
房产证我没敢细看，只翻了一眼封面，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罗媚。
我把房产证放在一边，拿起那封信。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的信纸折了三折。
我抽出信纸，展开。
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地方笔画发抖，像是手使不上劲。
“长顺哥，我对不起你。三十年前在城南工地，脚手架塌了，你把我推开，自己没跑出来。我这条命是你给的。你走以后我没脸见你家里人，躲了三十年。我脑子坏了，什么都记不住，就记得你喊的那句‘快跑’。我找了你闺女八年，终于找到了。房产证是我用你的名字买的，卡里的钱不多，是我这些年攒的。店你不能丢，那是你的根。谢俊才。”
信不长，但我看了很久。
每一个字都认得，连起来却像不认得。
我爸是救人死的。
他从没跟家里提过。
我妈活着的时候只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包工头赔了两万块，就再没人管过。
那两万块我妈存着供我读书，后来给郭建辉看病花光了。
我爸的军功章，是他当兵时得的，转业后一直收在柜子里，从没戴过。
我把信折好，放回信封。
然后给谢俊才打了个电话。
号码是信纸背面写的，字迹更抖，但能看清。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那头声音嘈杂，有人在喊“谢总吃药了”。
谢俊才的声音传过来，含含糊糊的，跟之前那个在店里喊“点菜”的人判若两人。
“谁啊？”我报了名字。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罗媚？我不认识罗媚。你打错了。”电话挂了。
我再打过去，没人接了。
我坐在后厨，盯着那封信，心里翻江倒海。
他昨天清醒，今天又糊涂了。
信上写得明明白白，可他自己都不记得写过。
我把信和房产证重新包进布包里，塞回铁皮柜。
锁好柜门，我靠着灶台慢慢滑坐到地上。
我爸救人死了，被救的那个人疯了三十年。
现在那个人回来了，给了我一家店。
可这店，我能要吗？
03
接下来三天，谢俊才没有出现。
我每天中午都往街两头看，台阶上空的。
马铁柱倒是来串了两回门，东拉西扯，眼睛直往我柜台底下瞟。
我知道他想打听布包的事，故意不接茬。
他走的时候撇着嘴，说“罗媚你行啊，攀上高枝了”。
我没理他，继续揉面。
第四天早上，韩芳来了。
她没穿平时的运动鞋，换了双皮鞋，头发也拢得齐整。
进门先看了一圈店里，然后坐下来。
“罗姐，有人举报你这店卫生不达标，还有违规留宿外来人员。”我揉面的手停了。
韩芳不敢看我眼睛，低头翻手里的文件。
“上面要求限期整改，不然要罚款。”我擦了擦手，坐到她对面。
“韩主任，谁举报的？”她抿了抿嘴，没说话。
但我心里有数。
这条街上，最盼着我搬走的人，除了彭飞没别人。
韩芳走后不到一个钟头，彭飞就来了。
他叼着烟，手里甩着一串钥匙。
“罗媚，我上次说月底，现在改主意了。给你三天，三天之内搬走。”我问他为什么。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
“有人出三倍价钱租这铺面，我不跟钱过不去。”我盯着他，没吭声。
他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别以为那个流浪汉能帮你。他儿子都找上门了，你以为那店真是你的？做梦。”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门口，看着我爸的遗照。
照片里他三十多岁，头发短而硬，眼神直愣愣的，像在看着什么远处的东西。
我忽然想起来，我爸出事那年，我刚满十五。
那天晚上我妈接到电话，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碎成八瓣。
她没哭，坐在门槛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她的头发白了一片。
后来她再没提过我爸的事。
我问过一回，她只说“你爸是个好人”，然后就转身去洗衣服了。
那枚军功章是她给我的，说“留个念想”。
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爸当兵时得的。
原来不是。
下午，我正收拾灶台，门口停了辆黑色轿车。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
四十出头，穿着深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先往店里扫了一圈。
目光在我爸遗照上停了几秒，然后落到我身上。
“你是罗媚？”声音不高，但带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劲头。
我点头。
他走进来，皮鞋踩在油腻的地砖上，发出吱吱的响声。
他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柜台上。
谢振海，某某建筑公司总经理。
我拿起名片看了一眼，又放下。
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谢俊才是我父亲。他有阿尔茨海默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给你的任何东西，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我看着他。
他长得像谢俊才，眉眼像，但下巴更方，嘴角往下压着，跟谢俊才蹲在台阶上吃面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房产证是他买的。”我说。
谢振海嘴角动了一下。
“他用的是我的钱。那张卡里的钱也是我打进去的。他在法律上没有独立处置财产的能力。”我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你父亲流浪了多久？”谢振海的手指停了。
他没回答。
我又问：“你找过他吗？”他把脸别开，看着墙上的遗照。
照片里我爸穿着工装，胸口别着军功章。
谢振海盯着那枚章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
“三天之内，我会派人来取回房产证和银行卡。你最好主动交出来。”他走到门口，又停住，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爸的事，我很遗憾。但一码归一码。”
他走了。轿车发动的声音在巷子里格外响。我站在柜台后面，手按着那张名片，指腹被边角硌得发疼。
04
谢振海说三天，但第二天晚上就出事了。
那天我关了店门，在后屋整理东西，忽然听见外面“哗啦”一声响。
我跑出去一看，店门口的玻璃被人砸了。
碎玻璃碴子溅了一地，门框上还挂着半块砖头。
隔壁马铁柱的杂货铺黑着灯，他平时那个点不会睡。
我站在碎玻璃中间，手攥着门框，指节发白。
风从破洞里灌进来，吹得我爸的遗照晃了晃。
我没报警。
报了也没用，这条街上没有监控。
我用纸板把破洞堵上，扫了碎玻璃，回后屋躺下。
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迷糊着，刚合眼，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接起来，那头是谢振海的声音，比白天沙哑。
“罗媚，我父亲不见了。”我一下子坐起来。
“什么叫不见了？”
“他从疗养院跑了。护工说他半夜起来，穿着拖鞋就往外走，拦不住。”谢振海的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烦躁。“他有没有去你那儿？”
我披上外套出门。
凌晨三点的老街空荡荡的，路灯忽明忽暗。
我沿着街往桥洞方向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见桥洞底下蜷着个人。
谢俊才穿着单薄的病号服，拖鞋掉了一只，脚趾冻得发紫。
他怀里抱着个蛇皮袋，缩成一团。
我蹲下去叫他。
他抬头看我，眼神浑浊，但嘴角动了一下。
“长顺？”我摇头。
“我是罗媚，罗长顺的女儿。”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从蛇皮袋里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角卷了，上面两个人站在工地前面。
左边那个是我爸，年轻，穿着工装，胸口别着军功章。
右边那个是谢俊才，比现在年轻三十岁，头发黑亮，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长顺哥，等大楼盖好，我请你喝酒。
字迹工整，跟信上歪歪扭扭的字完全不一样。
三十年前的谢俊才，写字很好看。
我把谢俊才扶起来。
他走不动，我半背半拖把他弄回店里。
给他换了双干袜子，倒了杯热水。
他捧着杯子，手指慢慢暖过来，人也清醒了些。
他看着我爸的遗照，忽然说：“长顺哥，我对不起你。”声音很低，但很清楚。
我没说话，坐在他对面。
他又说：“那年脚手架塌了，你把我推出去，自己被埋在下面。我扒了一夜，扒得十个指甲全掉了，也没把你扒出来。”他把手伸出来给我看。
十根手指，指甲盖坑坑洼洼，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三十年了，那些伤疤还在。
“后来呢？”我问。
他喝了口水，眼神又有些散。
“后来我就跑了。我不敢见你家里人。我拼命挣钱，想把公司做大，想挣够了钱再来赎罪。可是钱越多，我越不敢来。再后来，脑子就坏了。什么都记不住。只记得你喊的那句‘快跑’。”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发红。
“我找了你八年。罗长顺，罗媚。我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姓罗的。后来在街上看见你店门口的招牌，罗记面馆。我就坐在台阶上，不敢进去。”
我攥着杯子，手指发烫。
我爸的军功章在照片下面压着，铜质的五角星映着昏黄的灯光。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妈从不提这件事。
她恨谢俊才。
恨他让我爸没了命，恨他三十年不露面。
可她到死也没把恨说出来。
她只说“你爸是个好人”。
就这一句。
天亮的时候，谢振海找来了。
他站在面馆门口，看着后屋里熟睡的谢俊才，脸上说不清是什么表情。
我把那张老照片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手指停在照片背面那行字上。
他站了很久，然后把照片还给我，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疗养院那边，我打过招呼了。让他在这儿住几天吧。”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
“那封信，我能看看吗？”
我从铁皮柜里取出布包，把信递给他。
谢振海抽出信纸，低头看。
他的手开始抖，抖得信纸哗哗响。
看完他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动作很慢。
他把信封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
轿车发动的声音响起来，又慢慢远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车子消失在街角。
身后，谢俊才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说着梦话。
我爸的遗照在墙上挂着，照片里他三十多岁，眼神直愣愣地看着远处。
05
谢俊才在店里住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他精神特别好，自己刮了胡子，把夹克拉链拉得整整齐齐。
他站在灶台前看我下面，忽然说：“今天中午，我想请人吃饭。”我问他请谁。
他说：“当年工地上的老弟兄，我让人通知了。”我手里的面勺停了停。
“多少人？”他想了想。
“大概百十号吧。”
我以为他说胡话。
但他从棉衣夹层里摸出个旧手机，屏幕碎了一角，还能用。
他翻出一个群，群名叫“城南工地老弟兄”。
最后一条消息是三天前发的，写着“谢总说第9天中午，罗记面馆，能来的都来”。
下面一长串回复，“收到”
“准时到”
“谢总终于露面了”。我数了数回复的人，八十七个。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谢俊才把手机收好，冲我笑了笑。
那个笑跟他流浪时完全不一样，嘴角往上弯，眼睛也弯，露出一排整齐的假牙。
“老板娘，买菜钱你先垫上，回头我结。”我看着他，忽然想起我爸照片里那个穿工装的年轻人。
两个人站在工地前面，一个笑得露出白牙，一个笑得憨厚。
三十年，把一个人从照片里拽出来，扔到街上流浪。
三十年，又把这个人送回来，站在我的灶台前，说要请老弟兄们吃顿饭。
那天中午的事，就跟开头写的一样。
十几辆面包车，上百号穿工装的男人，挤满了面馆的里里外外。
谢俊才站在人群中间，背挺得笔直。
那些人喊他谢总，围着他说话，有人拍他肩膀，有人拉着他的手不放。
我忙着炒菜端菜，油烟熏得眼睛发酸。
谢俊才坐在正中间那桌，筷子没怎么动，一直在说话。
他说起当年工地上的事，谁摔断了腿，谁偷了钢筋被开除，谁跟谁打了一架。
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
有个头发全白的老头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谢总，当年你救了我一命。钢梁砸下来的时候你把我推开的。”谢俊才摆摆手，说“别提了别提了”。
吃到下午两点，人散了。
谢俊才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把布包塞给我。
他的手粗糙，掌心的茧硌着我的手背。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身后有人喊他。
面包车一辆辆开走。
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布包。
马铁柱从隔壁探出头，嘴张得老大。
我没理他，转身关上门。
布包里的房产证，写的我的名字。
银行卡我没查，但信里说钱不多。
真正让我愣住的，是信尾那行小字。
字比正文更抖，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完的。
“罗媚，店你留着。这是你爸用命换的。”
我把信看了三遍。
然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号码是空号，我妈三年前就走了。
我坐在后厨的小板凳上，听着电话里的忙音，眼泪一颗一颗掉在布包上。
灰蓝色的粗布，洇开深色的圆点。
我爸用命换来的店。
他走的时候我十五岁。
我妈守了二十多年寡，从没跟我提过谢俊才的名字。
她恨这个人。
可她到死都没把恨说出口。
晚上谢振海来了。
他看了信，没说话。
他坐在谢俊才睡过的那张床边，手按在床单上。
床单是蓝白格子的，谢俊才睡过以后皱巴巴的。
谢振海忽然说：“我母亲走的时候，他还在工地上。他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咽气了。”他顿了顿。
“后来他就走了。公司丢给我，再没回来过。”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着。
“我恨他。可我也知道，他欠你爸的，一辈子都还不了。”
我没接话。
房产证放在桌上，红封皮映着灯光。
谢振海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
“房产证你留着。他要是清醒的时候做的决定，我不会拦。”他走到门口，又回头。
“但是罗媚，我父亲的情况不稳定。他今天清醒，明天可能又糊涂了。你要有个准备。”
我点了点头。他走了。
06
第二天一早，谢振海又来了。
这回他带着个律师。
律师姓陈，四十来岁，戴眼镜，公文包搁在桌上，拉链拉开一半。
谢振海站在柜台前，表情比昨天冷。
“罗媚，我回去查了。房产证确实是我父亲买的，但钱是从公司账上走的。他患病以后，我给他办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从法律上讲，他无权处置公司资产。”律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
“这是法院的裁定书复印件。”
我没看那张纸。
我看着谢振海。
“你父亲昨天还坐在这儿吃面。他记得你母亲走的日子，记得工地上每个人的名字。他清醒得很。”谢振海嘴角绷紧了。
“他今天早上又糊涂了。护工给他穿鞋，他问‘长顺来了没有’。他把我叫成‘陈师傅’，陈师傅是当年工地上的钢筋工。”他顿了顿，声音低下来。
“他这辈子，清醒的时候全用来记你爸了。”
我沉默了。
律师把裁定书往我面前又推了推。
“罗女士，房产过户手续是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认定之后办理的，法律上无效。如果你不配合，我们会走诉讼程序。”谢振海抬手拦住了律师。
“给我三天时间。”他看着我。
“三天之内，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房产证你先收着。但银行卡里的钱，我要转回公司账户。”
他把律师带走了。
我坐在柜台后面，手里攥着那枚军功章。
铜质的五角星被我捂得发烫。
中午谢俊才没来。
我打电话过去，护工接的，说“谢总在睡觉”。
我问醒了没有，护工说“醒了，但问什么都不记得，连自己名字都说不清”。
挂了电话，我看着我爸的遗照，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
下午，马铁柱来了。
他破天荒没探头探脑，进门先拉了把椅子坐下。
“罗媚，我跟你说个事。”他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又塞回去。
“当年城南工地出事那天，我也在。”我看着他。
他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手指。
“脚手架塌了以后，谢俊才在下面扒人。十根手指头扒得全是血。后来救护车来了，把谢俊才抬走了。你爸……你爸挖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他搓了搓手。
“包工头给工地上每个人发了封口费，一人五百块。让我们别乱说。后来谢俊才回来找过你妈，你妈不见他。他就走了，再没回来过。”
我攥着军功章的手松了松。
马铁柱抬起头，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
“罗媚，你爸是条汉子。谢俊才也是。可那个年代，人命不值钱。包工头跑了，开发商不认账。你妈拿了两万块抚恤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这些事你都知道。你不知道的是，谢俊才后来把那个开发商告了，告赢了，赔了三十万。他把钱全捐了，捐给了工伤基金会。他自己一分没留。”
马铁柱说完就走了。
我坐在店里，看着天一点点暗下来。
谢俊才把钱捐了。
三十万，九十年代的三十万。
他宁愿捐了，也不敢再来见我。
我爸用命换来的钱，他不敢花。
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流浪。
他是在罚自己。
用三十年的流离失所，罚自己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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