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殊时期,四位军区司令依旧任职。毛主席直言:“动一人,全军即大乱!”他们分别是南京军区的许世友、福州军区的韩先楚、济南军区的杨得志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

四位司令都是开国上将,地位重要。许世友以“和尚司令”的绰号闻名,韩先楚因海南岛战役和抗美援朝被称为“旋风司令”,杨得志因上甘岭战役的英勇指挥被誉为“忠勇之将”,陈锡联在抗美援朝中组建炮兵部队有了“小钢炮”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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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位军区司令的一举一动,牵一发而动全身,连毛主席都曾放话:“他们一动,全军大乱!”先说许世友。特殊时期,许世友将军被逼得躲进了大别山,造反派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可许世友铁骨铮铮,可是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有勇有谋。

他公开表态:“毛主席叫咋办就咋办,不叫办的,坚决不办,步步紧跟,寸步不离!”1967年夏天,许世友在大别山临时避难所里,突然接到消息,有人要揪他回南京。他一听是毛主席让打的电话,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主席在哪里?主席好吗?”

毛主席有令,许世友乖乖去了北京。一见面,毛主席问他:“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哽咽,激动地跪地磕了个响头,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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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连忙把他搀扶起来,许世友哭诉:“这一乱,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都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安慰他:“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

再说韩先楚,1913年生于湖北,15岁就参加反帝大同盟,16岁入党,17岁就当上了乡苏维埃土地委员,还参加了游击队。

解放海南时,韩先楚亲率所部两万余发起总攻。在福州军区任司令员期间,他更是胆大包天。国防部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组织修改军队战斗条例时,韩先楚站出来反对。说要把“消灭敌人”放到前面,“保存自己”放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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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韩先楚在北京开会时,还致电军区常委,反复声明对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轻易作组织处理,不要随便“吐故”。

他跟常委们说,得多往下面各个单位跑一跑,找那些正被审查的同志聊聊,把几个方面的情况凑一块儿对照着看,啥问题都藏不住。

他还反复强调:“没摸清楚情况就随便下结论,那可是要耽误人家一辈子前途的,要是定错了性、搞过了头,不管对组织还是对同志,半点儿好处都没有。”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军区调到西北的兰州军区当司令员。在兰州军区那阵子,他更是硬扛住了一股看不见的歪风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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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初夏,在兰州军区党委会上,围绕要不要审查邓小平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韩先楚说:“中央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党籍。难道还有反革命的共产党员吗?”就这样,韩先楚的一句话,在兰州军区顶住了抹黑邓小平的“黑风”。

有人认为,军中的“两霸”是许世友和韩先楚将军。有人就问许世友将军:“众多将领中,首长最钦佩者谁?”许世友将军不假思索:“福州韩司令。老韩胆子大若鸡蛋!”

这话说得一点没错,韩先楚可是个硬骨头。韩先楚,在特殊时期,硬是顶着压力,兰州军区一点儿抹黑邓的动作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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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他更是保护老干部,和许世友、杨得志一起抵制那些坏人,不同意攻击别人的行为,还被人质疑有“尚方宝剑”。殊不知,他的军功与正义感,机智与斡旋,正是别人抢不走的宝剑。

再来说说杨得志。1937年8月,他当上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那叫一个勇猛。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上了志愿军司令员,执行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保卫和平建设的任务。

回国后,杨得志当上了济南军区司令员。他心系基层,关心士兵,1958年还放下大军区司令员的架子,到部队里当兵,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和善又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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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杨得志将军因为所在职位并非核心决策层,所以不像杨成武、杨勇两位将军那样,遭受了长达多年的残酷迫害。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受到冲击。

1973年2月,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对调,杨得志将军从济南军区调任至武汉军区,担任司令员一职。他经多年战火淬炼,养出过人的隐忍定力与处世智慧,即便面对部分过激的批评与非难,亦始终不予辩驳,始终以平和姿态耐心倾听。

身边共事的老战友与工作人员见状多有不平,纷纷劝慰他出面澄清事实原委,他却每每温然一笑,坦言:“我辈恪守本分之人,些许得失不足挂齿,关键是要相信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被轻易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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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将军不仅自己豁达开朗,还特别注重团结同志,待人宽厚,很有长者的风范。还有一位是陈锡联,他十四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被指战员们誉为“小钢炮”。

1955年授衔之际,他年届四十,即被授予上将军衔,为解放军彼时最年轻的上将之列。陈锡联打仗不要命,有一次战役中拇指受伤,仅作简易处置便重返战线,未料伤势恶化。他未作半分犹疑,取白酒饮下壮胆,借酒力以利刃自断伤指,行事果决刚毅。

此后他先后主政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出任司令员一职长达二十八载;政绩卓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经济遭遇暂时困难,粮食供给出现缺口。时任沈阳军区主官期间,他将增产节约、抗灾纾困列为军区核心任务范畴,牵头组织部队挺进北大荒垦殖,大规模兴办部队直属农场,全力提升农产供给能力,圆满化解了军区内部的粮食保障难题。

1973年12月,赶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大变动,陈锡联就从原来的岗位调任到了北京军区,当上了司令员。到了北京军区后,陈锡联可没闲着,他赶紧调整作战部署,让华北边防更加稳固。他还坚持从严治军,狠抓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斗力可是有了大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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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家里的会客室里,一直挂着一幅毛泽东的半身像。从1973年到北京后,这幅画像就一直在那儿挂着,已经挂了26年了。陈锡联还特意嘱咐家人:“谁也别想把它摘下来,除非我死了。毛主席看得远,咱们得一直记着。”

陈锡联在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加起来,一共当了28年的司令员,那可是个老资格了。毛泽东主席都习惯叫他“陈司令”。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锡联和毛泽东主席握手,毛泽东主席还笑着说:“司令,忙啊!”

这四位全是主席手底下信得过的得力干将。甭管是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还是遇上啥风口浪尖的乱子,他们都稳得一批,没人敢随便招惹。

主席说得一点没错,这四位但凡有个风吹草动,整个部队铁定得乱成一锅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