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湖西根据地，一封仓促发出的电报，改变了梁兴初的命运，也揭开了一场险些酿成大祸的内部冤案。
发报的人，是负责看押梁兴初的警卫排长。此时的梁兴初已经被关押多日，身上留着刑讯伤痕。警卫排长冒着风险把消息送出去，只因他不相信，这位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指挥员，会突然变成所谓的“日本特务”。
梁兴初当时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此前，他率部参加陆房突围，在日军重兵包围下掩护部队和机关转移，部队伤亡很大，却成功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样的干部，怎么会无缘无故投敌？问题恰恰出在根据地内部正在刮起的“肃托”风潮。
1939年，湖西地区个别领导干部把审查工作严重扩大化。王凤鸣时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他与地方上一些干部相互配合，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抓捕、审讯人员。短时间内，第四大队就有数百人被牵连，队伍中人人自危，许多干部战士连说话都格外谨慎。
风声越刮越紧，梁兴初也被推到了风口。有人声称他与徐州日军存在联系，王凤鸣便下令将其逮捕。梁兴初坚决否认，却没有得到正常审查的机会，反而遭到严厉逼供。
“我没有电台，也没有接触日军，怎么传递消息？”
这句辩解没有被听进去。对于当时的审查者来说，怀疑本身似乎就成了证据，越是申辩，越被视为心虚。若不是警卫排长暗中相助，梁兴初很可能在自己人的审讯中丧命。
接到电报后，罗荣桓立即赶往湖西。他从抱犊崮一带出发，带领部队昼夜兼程。见到梁兴初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已经被折磨得形容憔悴。罗荣桓没有停留在口头安慰上，而是立即组织调查，核对人员供词、部队行动和敌情资料。
调查结果很快证明，所谓梁兴初“勾结日军”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罗荣桓拿着材料找到王凤鸣，要求他说明情况。王凤鸣仍坚持原来的判断，不肯承认审查存在严重问题。
罗荣桓终于压不住怒火：“梁兴初身上有多处战伤，陆房突围时带兵死战，这样的人，凭什么说成日本特务？”
这场争论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释放梁兴初。它暴露出湖西“肃托”已经偏离了组织审查的原则，审查变成了逼供，怀疑变成了定罪，干部之间的正常信任也被破坏。随后，受牵连人员陆续获释，相关做法被纠正。
王凤鸣并非一开始就是敌人。他少年时期参加地方革命活动，后来加入红军，因有文化、反应快，被调到罗荣桓身边工作。罗荣桓曾对他进行培养，帮助他成长为政工干部。也正因为如此，王凤鸣后来造成的伤害，才让罗荣桓格外痛心。
组织上撤销了王凤鸣的职务，并将其带回师部审查。1941年，根据查明的问题，王凤鸣被判处徒刑、开除党籍，之后留在机关从事后勤管理。这一处理，既是惩处，也保留了改过机会。
可王凤鸣没有回头。受处分后，他趁夜逃离，投奔日伪方面。凭借熟悉八路军内部情况，他很快得到日军利用，被安排负责所谓“别动队”，在赣榆一带纠集武装，配合日军袭扰抗日根据地。
他的手段并不复杂，却很有针对性。王凤鸣知道八路军物资紧张、生活艰苦，便用粮食、待遇和职位诱骗意志不坚定者，又凭借熟悉的地形和人员情况，为日军搜集情报。曾经的战友，转眼成了敌人手里的带路者。
1942年，日军对海陵县根据地展开“蚕食”进攻，王凤鸣的队伍充当帮凶。罗荣桓部署反击时，特别要求滨海军区部队集中打击这支武装。经过连续作战，日伪据点被拔除，王凤鸣的队伍遭到重创，但他多次依靠地形掩护逃脱。
抗战胜利后，他又先后依附不同势力。郝鹏举部队起义时，王凤鸣因担心罪行被清算而脱离，随后投靠国民党方面，继续与解放区为敌。解放战争中，他率部进攻赣榆地区，遭到解放军反击，部队很快溃败，他再次逃走。
关于王凤鸣的最终结局，流传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他后来死于淮海战场，也有人认为他随残部逃离大陆。由于相关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具体下落难以断定。但有一点清楚：那个曾站在罗荣桓身边、被寄予厚望的干部，最终走到了革命队伍的对立面，梁兴初险遭冤杀的湖西旧案，也因此成为罗荣桓难以释怀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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