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京西宾馆小礼堂，双目几近失明的黄克诚突然出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座谈会上。此时的他身体状况并不好，原本没有准备发言，却在会前临时决定赶来。
主持会议的王鹤寿事先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黄克诚坐定后，只说了一句：“我是一个心里有话就要讲的人。”会场随即安静下来，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位老将身上。
这场座谈会讨论的是党内政治生活问题。特殊历史时期刚刚过去，许多干部既在思考制度和作风上的教训，也积压着复杂的情绪。有人把过去的错误全部归结到毛泽东个人身上，甚至将毛泽东思想也一并否定。
黄克诚恰恰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并不是为某些错误辩护，而是反对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历史。他本人曾在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批判，长期承受压力。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只谈个人遭遇，但他没有这样做。
发言一开始，黄克诚便把话题拉回中国革命的整体进程。他谈到人民军队的创建，谈到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毛泽东所发挥的作用，也谈到一些错误领导和错误路线曾给革命造成的损失。
在他看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多次在革命危急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历史功绩不能因为晚年出现严重错误而被抹去，更不能为了否定错误，反过来否定此前的全部贡献。
但肯定功绩，并不等于回避问题。黄克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样有明确判断。他说，毛泽东应当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可中央和各级干部也不能把自己完全摘出去。
他提出的疑问很尖锐：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经过中央会议讨论并以表决方式通过的。如果多数同志始终反对，许多干部都不执行，个人又怎么可能推动那么大范围的错误？
“把责任都推给毛主席，这不公平。”这句话之所以有分量，正在于说话者不是局外人，而是经历过政治风浪、熟悉党内决策运行方式的高级干部。他没有回避领袖责任，也没有放弃集体责任。
黄克诚连续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由于视力问题，他无法像普通发言者那样低头阅读，只能凭记忆组织语言。会场中不少人听得格外专注，生怕漏掉关键内容。
有意思的是，这篇讲话并非事先安排好的报告。黄克诚原本只是抱病休养，到了11月26日才让秘书联系会议组织者，表示自己想去讲几句。临时决定背后，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有些话如果此时不说，日后更难说清。
他的发言还涉及思想僵化、党风和经济建设等问题。黄克诚认为，纠正错误不能靠情绪推动，更不能把反思变成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原则和实践经验，仍然需要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这番话后来经过整理，送请中央审阅。邓小平看过后批示，可以发表，并请有关方面作文字把关。文章见报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许多干部认为，黄克诚既敢于承认问题，也敢于维护历史事实，难得的是没有迎合任何一边。
面对赞扬，黄克诚却显得很平静。他让秘书不要只读支持自己的来信，并问道：“难道没有反对意见吗？”秘书随后读出几封措辞尖锐的信，他听完后反而说：“骂我的话也可以听，真理越辩越明。”
秘书曾想设法找到写信的人，请他们当面交谈。黄克诚思考后拒绝了。他担心通过有关部门寻找写信者，会让对方误以为写信带来了麻烦，反而造成压力。这个细节，比会场上的掌声更能说明他的处事原则。
黄克诚并非要替任何人遮掩责任。他所坚持的，是评价历史必须把功绩、错误、领导责任和执行责任放在同一张桌面上，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对一个经历过战争和政治风暴的老党员来说，这种分寸感，是多年实践换来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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