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30日，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卓琳逝世后的第二天，邓家大院门前一早便停满车辆。花圈和花篮被迅速搬进院内，车辆随即离开，没有喧闹，也没有围观式的仪式。这个住了三十多年的院落，第一次显得格外拥挤。
卓琳于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灵堂设在米粮库胡同5号院内，只接待亲友和有关方面人士，不向公众开放。胡同里的居民无法进入，只能在门前默哀、鞠躬，送这位相处多年的邻居最后一程。
灵堂布置并不铺张。黑纱、松柏、鲜花，色调沉静。遗像中的卓琳手持演讲稿，神情清朗，目光有神，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病榻上的老人。那张照片拍摄于她随邓小平出访、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保留着一位知识女性的自信和从容。
有人感慨：“这张照片，像她本人，安静，却很有力量。”
米粮库胡同的邻居对卓琳并不陌生，却很少真正了解她。1977年，她与邓小平搬入5号院时，已经61岁。经历长期风雨后，一家人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住所。后来子女陆续回到北京，几代人同住，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落到了卓琳肩上。
邓小平承担的是繁重的政务，卓琳则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照料好，不让丈夫为家事分心。听起来朴素，真正做起来却极其繁琐，尤其是在一个大家庭里，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亲友往来，都需要有人操持。
她并非没有自己的才华。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出生于云南宣威。父亲浦在廷思想开明，支持子女读书，还把女儿送往昆明接受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本参加体育活动的卓琳受到强烈冲击，决定离开熟悉的生活，寻找救国道路。
后来，她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是当时少见的女大学生。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南迁，卓琳没有随校同行，而是辗转前往延安。1937年到达延安后，她投身革命工作，并在那里与邓小平相识。1939年，两人结为夫妻。
婚姻没有把她变成某位领导人的附属者。早在太行根据地，她就从事妇女干部培训工作，组织识字、政治和生产教育，鼓励当地妇女摆脱旧式家庭束缚。条件很苦，学员多、房屋少，干部们常常挤住窑洞，还要到群众家中借宿。
卓琳讲课，也参加劳动。她接触的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一个个不识字、没有经济能力、长期受旧习惯压制的农村妇女。让她们识字、学会劳动、参与抗日和生产，才是妇女工作真正落地的地方。
1946年，邓小平率部向西南进军时，曾要求干部不要携带家属。卓琳没有留在后方，而是带着孩子同行。到重庆后，为解决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西南地区创办人民小学，卓琳担任校长。她要求干部子弟不能搞特殊，学校管理必须一视同仁。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重庆市人民小学为何在她去世后发来唁电。对许多老教师而言，她不是“某人的夫人”，而是一起办学校、管学生、过艰苦日子的老校长。
1969年10月，卓琳随邓小平来到江西南昌，在拖拉机配件厂参加劳动。那时她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和胃溃疡，生活条件却十分简陋。买菜、烧水、劈柴、洗衣，都要自己完成。她和邓小平每天按时到厂，和工人一起劳动。
工友回忆，卓琳很少谈自己的困难，谁家孩子生病、谁家生活拮据，她反而主动询问。临别时，她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糖果点心拿出来分给大家。回到北京后，她仍惦记江西的老同事，工友进京，只要她得知，往往会请人接到家中。
邓小平晚年曾说过，家里的事情都听卓琳安排。她没有显赫的公开职务，长期承担的多是机要秘书和家庭管理工作，却把信任、责任和耐心贯穿一生。她喜欢京剧，早饭后常听一段，外出看戏还会向丈夫“请假”。这些细节，让那座大院里的生活多了几分寻常气息。
7月30日，云南宣威、重庆人民小学、江西南昌等地也举行了悼念活动。宣威群众记得这位离乡多年的家乡人，记得她长期关心家乡教育和妇女工作。米粮库胡同的居民则把花束放在院门外，等候那扇熟悉的大门重新归于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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