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陈丹
从“秣马于庭”到“移城卫庙”，从“夫子之墙数仞”到“万仞宫墙”，曲阜明故城城墙承载的不仅是砖石土木，更是一部浓缩的孔庙护卫史与儒学尊崇史。曲阜市文物局退休专家彭庆涛的讲述，为我们串起了这段跨越五百余年的城墙兴废与文脉传承。
从“秣马于庭”到“移城卫庙”
“曲阜明故城城墙始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嘉靖元年（1522年）竣工，起初是为了‘移城卫庙’。”曲阜市文物局退休专家、原资料研究室主任彭庆涛介绍，明代之前，曲阜县城并不在孔庙旁边。宋代曾将县治迁到鲁国故城东北的寿丘一带，与孔庙相距约十里地。卫庙则是保护孔庙。
孔庙里有座《城阙里记》碑，记载了河北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军，于正德六年（1511年），破曲阜，犯阙里。“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虐焰所及，不崇朝，县治为墟。是夕，移营犯阙里，秣马于庭，污书于池。虽庙宇林墓幸而无虞，然族属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
彭庆涛解释，“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就是孔庙庭院里喂马，把奎文阁的儒家典籍扔进污水池，并砸毁了祭祀礼器。孔庙遭受的这次直接冲击，令朝廷大为震动。于是朝廷决定，把位于阙里孔庙东部的仙源县西移，迁回鲁国故城遗址的西南角，直接在孔庙旁边建一座新城。
明故城墙共有仰圣门、北门廷恩门、东门秉礼门、西门宗鲁门、东南门崇信门等五座城门。孔庙的正南方，明故城的正南门，即“仰圣门”，旧时，此门一般不开，只有迎接帝王大驾，迎接圣旨或重大祭祀时才开启。
关于鲁国故城的南门，还有一个典故。《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五十六岁，以大司寇的身份摄相事。国家治理很有成效，社会安定。与鲁国为邻的齐国，对鲁国的日渐强大深为担忧，（担心鲁国日后强大会影响齐国的称霸事业）。齐国大夫黎弥设下计谋以女乐、骏马使鲁国君臣玩乐丧志，从而阻止孔子继续在鲁国当政。女乐和纹饰斑斓的马匹就陈列在鲁国都城的南大门外。
《论语·微子》记载，“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鲁君和执政的季桓子接受了“厚礼”，三天不上朝听政，孔子彻底失望，当天就离开了鲁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周游列国。
从“夫子之墙数仞”到“万仞宫墙”
而明故城正南门上“万仞宫墙”的匾额又从何而来呢？
其渊源来自《论语》里子贡对孔子的一段精妙比喻，“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彭庆涛解释，当时有人对子贡说，他比孔子还要贤能。子贡听后，以围墙作比喻维护孔子。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一眼就能看到里面；而老师的围墙有好几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根本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宏伟和房舍的富丽。夫子之墙数仞，也成为了孔子道德学问深厚的象征。
明代嘉靖年间，山东巡抚胡缵宗觉得子贡说的“数仞”还不足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于是将其扩大为“万仞宫墙”，并题写了石额镶嵌在城门上。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亲临曲阜祭孔，为了显示自己对孔子的敬仰，命人将胡缵宗的原匾凿去，换上了他亲笔书写的“万仞宫墙”御笔。如今的门额，就是乾隆的墨迹。
近代军阀混战时期曲阜正好处在津浦铁路沿线，成了多方争夺的要地。因战争孔庙、孔林、周公庙、颜子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曲阜明故城的东、西、北三座城门楼以及东北角的城墙也遭到炮击，部分坍塌，城墙上弹痕累累。“当时阎锡山的军队在北门城墙上打了个洞，想要以此攻入曲阜城。但没想到，打洞之后发现还有一道城墙。就放弃了这个办法。”彭庆涛补充说，其实内层的“城墙”是围护颜庙的墙。
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明故城城墙被大部分拆除，当时仅保留了正南门、北门和西北、东北两处城角，随后在2002年翻修重建，有了现在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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