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春，重庆，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邓小平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没有先谈军务，而是问他愿不愿意到北京接手一项新工作。贺龙听完来意，马上追问：“毛主席知道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只说了一句：“中央让我干，我就干。”
这通电话背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旧中国体育基础极其薄弱，运动员缺乏训练条件，场馆寥寥无几，体育干部也不愿把这当成正式事业。派谁来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不能只看懂不懂某个项目，更要看能不能把一盘散沙的力量组织起来。
贺龙恰恰有这种能力。
很多人只记得他是战场上的将领，却容易忽略他与体育之间的长期联系。贺龙出生于1896年，少年时期便随家人习武，常用石锁锻炼。参加革命后，他在部队里强调体能训练，认为身体素质直接关系到行军、作战和部队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在战斗间隙组织篮球、排球等活动，还注意从各地寻找体育人才。听说根据地有篮球打得好的干部，他会设法把人调来组队。这个做法在当时看似新鲜，实际体现了他的用人思路：人才不该被埋没，专业能力也应当服务于整体建设。
更重要的一点，是贺龙懂得怎样把个人兴趣变成制度。解放西南后，他推动组建专业运动队，改善训练条件，并将运动员纳入正式编制。有人对此不理解，他却说：“优秀运动员，同样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在他的推动下，西南地区的体育工作很快形成了规模。
因此，1952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时，中央考虑的并不是让贺龙离开军队，而是看中了他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用人眼光。贺龙到北京后，还专门向毛泽东询问，体育工作有没有人事权和经费保障。毛泽东明确表示，需要什么人才可以调，需要经费就协调解决。
这说明，安排贺龙主持体育，并非对其军旅生涯的否定。1952年后，他仍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后来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改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继续主持工作。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至于“001号”这一说法，相关依据主要来自贺龙家属整理遗物时发现的委任状。材料显示，他所持元帅任命文件上标有“001”编号。这个编号究竟代表怎样的排序规则，史料中并没有形成足够统一的解释，不能简单断定它就是因为南昌起义而专门授予贺龙。
但贺龙与人民军队创建的关系，确实极为密切。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前，贺龙面对部下说明形势，摆在队伍面前的路只有几条：解散、跟随反革命势力，或者接受共产党领导。他选择了第三条，并率部向南昌行动。
当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已经在关键关头作出政治选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协助制定作战计划。起义开始后，贺龙亲自指挥部队作战。后来，他在江西瑞金一所中学的教室里，经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也影响了建军节的确定。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人提出以秋收起义日期作为纪念日，毛泽东没有同意，指出南昌起义发生在1927年8月1日，早于秋收起义，因此建军节仍定在8月1日。这一决定与贺龙密切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他后来只能继续掌管军队。
主持体育后，贺龙把军队工作中形成的组织方法带进了国家体育建设。他一面调集干部，一面筹建场馆，还吸收不同地区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无论出身何处，只要政治表现可靠、确有专业能力，便尽量给予使用机会。对于当时人才极度短缺的体育界，这种用人方式相当关键。
1959年，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参赛运动员达到一万多人，创造和打破了多项全国纪录，并有运动员刷新世界纪录。1965年举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时，竞技成绩继续提高。与此同时，群众体育、职工体育和武术推广也逐渐展开，体育不再只是少数人的竞技活动。
贺龙抓体育，还有一个鲜明特点：不满足于办几支队伍、修几座场馆，而是要建立完整体系。干部、教练、运动员、训练场地、竞赛制度，缺一环都难以持续。毛泽东让他主持这项工作，实质上是把一位善于带兵、善于用人的将领，放到了另一片需要开荒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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