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的考题，放在今天来看，非常简单。
山东省的语文试卷只有三道题：作文《难忘的一天》、五个词语解释、一段文言文断句翻译，理科生甚至只需要写作文。
北京卷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天津卷是《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大部分省份的作文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政治色彩浓厚。
数学、物理、化学的题目难度也远不能与后来的高考相比，有些省份的试卷只有薄薄一页纸。
然而就是这样的试卷，570万人报考，最终只录取了27.3万，录取率4.7%，相当于每29个考生中只有一个人能上大学。
考题简单，而录取率却极低，最直接的原因在考场之外。
从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间隔了整整11年。
在此期间，全国积压了上千万渴望上大学却无路可走的年轻人。光是66、67、68三届高中毕业生，也就是通常说的“老三届”，加上后面69、70、71几届初中毕业生，总数接近千万。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开，这些已经分散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知识青年几乎全都涌向了考场。
最后实际走进考场的有570万人，他们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最小的只有十几岁，最大已经接近四十岁，跨度将近一代人。
有的父子同一年参加高考，有的师生一起走进同一个考场。这么多人竞争二十多万个名额，录取率被压到不足5%，首先是因为报考人数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招生容量。
但光是考生多，还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
更深一层的原因是，高等教育资源在特殊时期中遭到严重破坏，高校的招生能力本身就极为有限。
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高等学校的总数和办学规模远不能与后来相比，许多学校在特殊时期经历了搬迁、合并甚至停办，师资流失严重，校舍和教学设备严重不足。
教育部最初制定的招生计划是二十万人左右，后来因为报考人数实在太多，第一批录取结束后不少考生到教育部质询为什么不录取他们。
教育部紧急上报中央，又增加了六万多个名额，才最终达到27.3万人。
换句话说，即便所有考生的答卷都答得漂亮，当时的高校也根本没有能力把更多人收进来。
而考试本身的筛选机制也起到了远超后来高考的淘汰作用。
1977年并不是一次性考试决定录取。由于报考人数太多，大多数省份采取了初试加复试的两级筛选办法。
初试由各县市自行组织，成绩合格者才能参加省里统一命题的复试。
以浙江为例，缙云县参加初试的有2652人，初试合格进入复试的理科生只有606人，文科生只有135人，最终文科只录取了三个本科生。
这意味着在正式的高考考场之外，还有一道极其严苛的关卡，把大量考生挡在了复试的门外。很多人连正式高考的试卷都没见到，就已经被淘汰了。
同时，政审环节也影响了录取率。
1977年的招生文件虽然经过修改，删去了此前那些过于繁琐的阶级成分审查条款，明确“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但在实际执行中，政审依然是一道实质性的门槛。
在分数合格之后，每个考生还要接受政审调查小组的审查，查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甚至包括亲属有无政治历史问题。
有的考生考试成绩很好，却因为公社在政审鉴定中写了一句“不安心劳动”而落榜。
此外，备考时间和学习资源的匮乏，进一步放大了考试难度。
1977 年 10 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对外公布，考试安排在当年冬季，留给考生的复习时间只有四十多天。
消息传来的时候，绝大多数考生还在田间、车间正常工作，复习只能安排在劳动之余的碎片时间。白天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夜间复习的时间有限，照明条件也不理想。
而学习资料更是稀缺，全国没有配套复习辅导材料，市面上几乎没有教辅书籍。
很多考生只能四处寻找旧课本，不少旧教材已经遗失、破损，能凑齐完整中学课本的人属于少数。没有系统补习班，缺少老师答疑，考生只能依靠残存的记忆，对着残缺的课本自学。
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没有完整复习计划，报名不等于做好应试准备。大量考生基础薄弱，又缺少复习条件，看似简单的题目，落到答卷上就很难拿到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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