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 电影节与 "直击现实" 的纪录片|奥斯卡|威尼斯电影节|狂野时代|纪录片

历史上最长的起立鼓掌："犯下这些罪行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字幕出现的那一刻，Sala Grande 的灯还没亮，我下意识划开手机相机，几乎是在同一秒，掌声就淹没了身边的啜泣声，我顺手录下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的鼓掌时长纪录：25分钟。人们转身，望着二楼鼓掌，聚光灯下，纪录片《NAZA》的两位导演一身黑衣，拘谨而平静地站着，显然还未准备好应对如此热烈的回应。待我再将视线移开，场内就已经有人展开了巴勒斯坦国旗，很快也出现了一面黎巴嫩国旗。

首映现场的所有人都明白，在威尼斯的水域之外，《NAZA》也将会是今年国际舆论关注度最高的一部纪录片——或者说，一部关于加沙处境的影片。掌声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两位导演落泪，又很快恢复平静，电影节总监 Alberto Barbera 和本片监制Jonathan Glazer（《利益区域》的导演）拥抱了他们。

《NAZA》剧照

对仍未看到此片的观众来说，《利益区域》是个合适的索引——特拉维夫亮着灯的公寓窗户和楼顶的夜色里，24名匿名的以色列军方与情报人员（情报部队、数据分析员、无人机操作员、狙击手、高级军官），以平静的语调，讲述以色列政府如何用人工智能，系统地对加沙平民进行杀伤。或者说，"附带损害"——"NAZA"是希伯来语（nezek agavi）的军用缩写。导演 Yuval Abraham 在记者会上说，"以色列目标系统的基本打击单位，就是加沙的一户人家。它就是这么运转的。加沙的每一栋楼、每一个家，都有一个编号。"一个"NAZA"，即一名附带死亡的平民；而一个打击目标，可能被打上"20 NAZA"这样的标签，意思是已获批准可以杀死 20 名平民。

《利益区域》剧照

最反直觉的是，这部片子几乎没有太多战争的惨烈画面，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宁静夜色

里，导演向坐在对面的受访军官和士兵发问：请向我们描述你做了什么。杀戮。系统

性的大规模杀戮。不是偶然，是设计出来的。"就像打电子游戏。"一名受访的军官

说。在犹太人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后人建立起的政府，制造了

如《利益区域》里隔壁的集中营一般的杀戮景象：由于过于日常、冷静而程序化，而

更为毛骨悚然。遥望着二十世纪的灾难，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得以用人工智能把暴力做

得"精细化"：算法可以判断打击目标是人还是动物，也可以在数秒钟内决定是否发动

袭击，决定人类的生死。

"Where's Daddy?"在影片里，一个十二岁的加沙女孩，在电话里提到爸爸回家了，

而这条最人性化的日常信息，却帮助算法通过手机信号识别目标位置，并发出提示

——可以执行轰炸了，疑似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回家了。

而他的家人，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呢？就成了"附带损害"。在为战争服务的算法那里，

人性成了人类的弱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被算法非人化，而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也不

安地与那些让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要素短暂隔绝开来。

首映后，各国媒体反响热烈。更引人注意的是，两位导演是“加害方”以色列人——他

们控诉自己国家的罪行。这场控诉，巴勒斯坦的记者和影像工作者们一直在做，但以

色列的导演加入，的确让指控显得更难被否认，"犯下这些罪行的是我们自己的国

家。"

《NAZA》两位导演

威尼斯电影院内外的政治：纪录片的见证

《NAZA》是在威尼斯开幕前九天，才被公布入围主竞赛的，且被排到电影节最后两

天上映。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安全考量"。去年此时，另一部主竞赛里与巴勒斯坦相关

的影片《欣德·拉贾布之声》，也曾如此处于聚光灯下。那部片围绕一个五岁女孩在加沙拨出的真实求救录音搭建，首映时，场内外都有人高喊"Free Palestine"，它最终拿了银狮评审团大奖。

《欣德·拉贾布之声》剧照

《欣德·拉贾布之声》放映那两天，我还在丽都岛上参加了意大利公民组织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千人的队伍最终停在电影节的安检处，没能把抗议的声音丢进电影宫。我还记得队伍里一位白发的意大利老太太说，"世界都这样了，他们还在办电影节"。

我理解批评的声音。用"歌舞升平"来讽刺电影节，不冤。迷人而炽热的艳阳下，疯狂

的影迷在红毯上冲乔治·克鲁尼和罗伯特·帕丁森等明星尖叫，世界各地的度假客躺满了丽都岛狭长的海滩，身着晚礼服的布尔乔亚们端着香槟杯在吧台前轻声交谈或放声大笑。

世界在下沉，威尼斯的生活，仍在继续。

但我也对电影节抱持同情之理解，你怎能指望一场文化嘉年华，来妥帖回应全世界都

困于其中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呢？威尼斯电影节总监 Alberto Barbera 把本届称

为"近年来最政治的一届"，片单反映了"战争、巴勒斯坦、移民、气候变化、社会冲

突，以及正在收缩的自由空间"。

愈是反映令人焦虑的现实，电影院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观念交锋的场域。这是开放社会

疲惫的一面。纪录片导演范俭在社交媒体上写道，《NAZA》这样的影片，再一次表明了"纪录片直击现实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复杂而又残酷的现实。"

《公民奥萨马》剧照

今年的威尼斯，我还去看了关于加沙的另一部纪录片《公民奥萨马》，摄影记者奥萨马手持摄影机朝空袭方向奔跑，防弹背心上架着另一台机器，拍下的是碎片化的、随时可能中断的影像。他在加沙的爆炸声里穿行，比《NAZA》更直接。我看的时候想，特拉维夫的人工智能发射的导弹，就曾在奥萨马奔跑的那些加沙废墟间炸裂开吧？

"忘了红毯吧，威尼斯真正的明星在纪录片里"，《好莱坞报道者》的标题。我在威尼斯待了十天，看了三十部片，其中的纪录片只有五六部。纪录片的主场在一个叫Venice Open的非竞赛单元里，十九部；Venice Classics 今年干脆取消了自己的纪录片分支。本届的非虚构作品共三十一部，几乎囊括了今年最被讨论的一切议题，结构上却都是"非竞赛"的。

纪录片同时站在电影节的中央和边缘。

《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朋友·第二部：流亡》共三百五十五分钟，跟拍被本国政府定性

为"外国代理人"的俄罗斯记者们，从2022年3月一直拍到2026年初，横跨十几个国

家，我打算在年底的阿姆斯特丹再慢慢观看——第一部我就分了几次才看完。关于白

俄罗斯异议者的《Listy》，由狱中与流亡者的通信构成；而洛兹尼察的《帝国》，素材是两位意大利共产党电影人在1970到1973年间拍摄于苏联各地的影像——莫斯科、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立陶宛，婚礼、葬礼、民族节日。Barbara Kopple"劳工三部曲"的收官之作《Union Town》，继续跟进美国社会的劳资冲突——卡车司机工会对UPS、亚马逊仓库的组织化、以及移民身份的外卖骑手。

《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朋友·第二部：流亡》剧照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和暴力化，近年的多部纪录片曾因如实记录从乌克兰到加沙的战

争，被全世界的媒体和社会热烈争论。《NAZA》其中一位导演 Yuval Abraham，也参与了上一部关于巴以冲突的知名纪录片，2024年的《唯一的家园》，那部片在柏林和奥斯卡获奖。我记得 Yuval Abraham上台时，呼吁巴以停火、并用了"种族隔离"这个词。两年后，他带着新的作品回来了，战火仍未止息，手无寸铁的电影工作者，阻挡不了战争暴力，可他和同行们的勇气和决心，令人感佩——两部纪录片面世后，Yuval 在以色列都受到人身威胁，今年九月，以色列文化部长甚至宣称要褫夺《NAZA》两位导演的国籍，并要求辛贝特调查影片材料来源。

同一年还有另一部，伊朗裔法国导演 Sepideh Farsi 拍的《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全片由她与加沙摄影记者 Fatma Hassona 的视频通话构成，令人痛心的是，影片入选戛纳消息公布的第二天，Hassona 在一次以色列空袭中与家人一同遇难。再往前，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拿下乌克兰历史上第一座奥斯卡，我还记得在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现场，多名观众在持续哭泣后，因难以承受画面带来的情感冲击而离场，可见其能量。导演在奥斯卡上台领奖时说："我希望我从未拍过这部片子。"他说他愿意用这座奖杯，换取俄罗斯从未入侵乌克兰，换取那些被杀的人还活着。

《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剧照

关于战争和苦难的新闻过载，人们已疲惫于或很难再相信事实，但却仍能在情感上与

电影连接。纪录片提供了深度新闻报道亦未必能抵达的细节，作为一种特殊的见证，

把议题持续推到公共辩论的中心地带，也成为那些同情受害方和反战的声音的容器。

爱：不同人类经验的入口，共情和理解的可能

从2024年开始，威尼斯双年展及其附属的电影节，就已深陷"政治纷争"。倡议组

织"Venice4Palestine"征集到两百多个签名——罗杰·沃特斯、安妮·埃尔诺、巴勒斯坦导演纳赛尔兄弟——要求在电影宫升起巴勒斯坦国旗，官方拒绝了，理由是"机构只能升起被承认国家的国旗"，而意大利不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今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是否能如期开幕，一度存疑，5月9日开幕前，五位评委集体辞职，游行示威的队伍挤到了主展馆门口——反对俄罗斯和以色列参加双年展。

那些被嘈杂的政治争吵厌烦的人，或许忍不住会问：电影节是政治的吗？电影是政治

的吗？

威尼斯今年的评审团主席玛吉·吉伦哈尔，在记者会上说的第一件事是：电影"在根本

上、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似乎是在隔空回应文德斯——他在今年年初的柏林电影节上，以评审团主席身份说，"电影人应该远离政治"。文德斯也来了威尼斯，他又一次为自己解释道，当时在柏林电影节的意思，并不是让电影人完全不关心政治，而是不要用"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去拍电影。"政治的运作是没有共情的，而电影人则是充满共情的一群人。我们不是政治，我们是政治的解毒剂（Antidote）和抗衡力量。"

我在威尼斯期间，参加了一场"作者之家"（Casa degli Autori）论坛，标题就是一个

问句：《加沙仍在燃烧：如果我们不行动，看见又有什么意义？》这是个真切的问题。

但电影人的行动，终究与倡议者不同。

电影提供了不同人类经验的入口，它蕴含着共情和理解的可能。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这怎么可能呢？但《唯一的家园》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导演共同拍摄的。今年主竞赛的唯一一部俄罗斯电影《DAU》，曾遭到乌克兰官方抗议其入选，而威尼斯电影节顶住压力，称它"不是一部俄罗斯电影，是一部控诉极权政权的电影"。闭幕仪式上，俄罗斯导演赫尔扎诺夫斯基拿了最佳导演奖，他上台后，把奖献给"那些正在这场可怕战争中为自由、和平与胜利而战的乌克兰人"，并纪念他"在纳粹到来前不久出生在乌克兰"的母亲。

《DAU》剧照

这些手无寸铁的电影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除了让自己

成为人类共情与理解这桩无尽努力的一部分，又还能做些什么呢？

还有些纪录片，似乎是成功"躲开"了政治。文德斯去拍彼得·卒姆托的建筑，科萨科夫斯基拍多洛米蒂的树木，三池崇史在近百部剧情片之后交出他的第一部纪录片，拍的是歌舞伎的师承；Erik Shirai用六年时间从部屋内部拍年轻力士，《相扑：精神没有重量》；还有勃艮第的酒农、《珠峰：另一面》里的山和蔡明亮的"行者"系列、绿洲乐队的怀旧影像。真正令人力不从心的是，威尼斯今年看上去成了纪录片的马拉松竞赛瓜达尼诺关于贝托鲁奇的七小时十五分，Julia Loktev跟拍流亡俄罗斯记者的五小时五十五分，Mariano Llinás关于博尔赫斯的五个半小时、Gibney拍的《马斯克》也有三个多小时。一天排四部片的人，没办法从日程表里空出七个小时。

《豪·路·博尔赫斯传》剧照

金狮最终给了丹麦女性导演 May el-Toukhy 的《身份不明的女人》，冷门结果，但又的确避开了所有可能的争议。对于欧洲国家来说，二战后如何处理转型正义和纳粹占领时期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冷门的话题，但导演交出了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女性望出去世界，终究跟习以为常的男性视角的历史叙述有所不同。这不是一部观众容易进入

的片子，但导演处理得极为出色。

《燃烧》后第一部长片，李沧东以《可能的爱》野心勃勃地试图回应整个社会的处

境：阶级分化、人的欲望、劳动的消失，以及，爱。李沧东在记者会上提到这八

年："我感到我们的生活在剧烈改变。有过新冠的时期，有过人们无法走进影院的时

间。"他说他思考的是电影是否还能把人和人连接起来，分担"关于他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