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清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口停着一溜车队。毛泽东上车前回头望了望住过十个月的土屋，对身边的周恩来撂下一句：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周恩来笑着接话，说咱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沉了沉，补了一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六个字——＂绝不当李自成＂。听着像赌气话，背后却压着明末那三百年未散的阴影。
就在这句话出口的前十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在西柏坡的那间平房里闭幕。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后来被反反复复抄进党史教材的话：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就是＂两个务必＂的出生地。
1949年3月的西柏坡是它的原点，距今七十七年。它出生那一刻，长江还没过，新中国还没立，毛泽东站在河北的黄土地上，心里装的却是一个明朝的幽灵——李自成。
要讲明白2026年秋天为什么又把这句老话捧出来，就绕不开三个人：李自成、黄炎培、郭沫若。这三个人，一个是前朝的教训，一个是座上的提问者，一个是案头的答卷人。
先说李自成。陕西米脂的放羊娃，1606年生人。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大顺军破了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
按理说，一个农民能把江山打下来，是本事；可李自成的本事只用在了＂打＂上，没用在＂守＂上。进京才四十二天，他就从紫禁城里狼狈撤了出来。
第二年死在湖北九宫山，享年三十九。四十二天。一个王朝的寿命，还没一只蝉活得长。
有意思的是，李自成不是打不过清军。他是输给了自己人。
进城头几天还约法三章、秋毫无犯，没过两礼拜就纵兵抄家、大将刘宗敏强占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山海关那扇大门，李自成不是让多尔衮推开的，是让自己人推开的。
讲这段，不是凑字数讲古。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最硬的敌人，往往不姓外，姓内。
打天下难，守人心更难，守自己那颗飘起来的心，难上加难。李自成的四十二天，是一面镜子，照得人汗毛直立。
毛泽东熟读《明史》，对这面镜子门儿清。他进京之前反复念叨＂不当李自成＂，不是文人掉书袋，是真的后怕。
然后出场的是郭沫若。四川乐山人，1892年生，1978年卒。1944年3月，正值明亡三百年，他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叫《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是干支，1644年的别名；三百年祭，就是替那段四十二天的垮台做周年总结。郭沫若这篇文章在重庆挨了国民党一通骂，却被延安捧上了神坛。
毛泽东把它定为整风文件，要全党读、要讨论、要写心得。一篇讲前朝灭亡的旧文，被一个马上要坐天下的政党奉为必读书——这个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问题。
一个有志于久坐的组织，首先要学的不是怎么坐稳，是怎么别摔下来。个人以为，这种＂反着学＂的脑回路，很稀缺。
胜利者愿意研究失败者的，古今中外都不多见。多数人胜了之后忙着立牌坊、写回忆录、宴请功臣；共产党那会儿倒反过来，天天捧着一本《甲申三百年祭》读，就跟高考前反复刷错题本一个意思。这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清醒。
第三个人是黄炎培。江苏川沙人，1878年生，1965年卒，职业教育界的祖师爷，不是共产党员，是民主人士。
1945年7月，他和褚辅成、冷遹等六位社会贤达坐飞机去延安，访问了五天。临走前，毛泽东请他进窑洞聊天，问：此行有何观感？
黄炎培说了一段相当不客气的话。大意是，我活了六十多年，看过的人、家、团体、地方乃至一国，没见几个跳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
一开始聚精会神，没一个人不卖力；日子好过了，精神也就松了；时间一长，惰性发作，由少数蔓延成多数，等到风气养成，再想扭已经扭不动了。说完，他盯着毛泽东问：中共诸君，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叫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史称＂窑洞对＂。
四年后的西柏坡，＂两个务必＂就是把窑洞里那句＂不敢松懈＂落到了纸面。一句话从空气里的许诺，变成了党章里的要求。至此，源头讲清了。
回到今天。2027年秋天，党的二十一大将要召开。此刻是2026年的秋，距会议还有大约一年。
重温＂两个务必＂的声音又密了起来。要讲清这股声音从哪儿来，有几层意思值得一说。
第一层，是2022年10月的那次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里，老话被加了一条——＂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史称＂三个务必＂。前两条是西柏坡的旧章，第三条是新时代的新注。
老章加新注，组成了一整套治党的方法论。此刻重温，不是赶在会前抱佛脚，是五年一个节拍的理论续航。
第二层，涉及一个很少被人认真琢磨的事实——共产党已经执政七十七年了。七十七年意味着什么？
翻开今天干部名册，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70年之后，是在＂富起来＂甚至＂强起来＂的日子里长大的。没饿过肚子，没打过仗，没钻过山沟，没补过裤裆。
艰苦，是从长辈嘴里听来的；谨慎，是从红头文件里学来的。这不是贬低这代人，是客观事实。
而越是没尝过苦头的一代人，越容易把＂今天的好＂当成＂天经地义＂。李自成当年也不觉得自己在作死，他只是觉得＂该享享福了＂。
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毁坏，从来不是从作恶开始的，是从松劲开始的。两个务必治的就是这股松劲。
第三层，是外头的天气确实变了。世界格局在转，科技革命在卷，台湾地区问题悬着，南海方向的摩擦没停过，经贸领域的较劲也看不到头。民族复兴这条路，不是一条铺着红毯的直道，是山路十八弯。
走山路，脚下第一怕飘，第二怕懒。老话治的就是这两个病。
第四层，也是容易被外界误读的一层——＂两个务必＂是一句对内的话，不是对外的宣言。它不是喊给世界听的口号，是搁在自己枕头边上的那把尺子。
七十七年来，从＂三反五反＂到巡视制度，从＂八项规定＂到＂三个务必＂，一条线下来，核心都没变——向内开刀，比向外发声更难，也更要紧。写到这里，想多唠几句自己的看法。
读党史这几年，越读越觉得＂两个务必＂是一句＂反着说＂的话。越是胜利，越要讲失败；越是富足，越要讲艰苦；越是众人捧着，越要讲如履薄冰。
这种＂反着说＂的智慧，中国人其实早就有了。《周易》里讲＂亢龙有悔＂，老子讲＂物壮则老＂，司马迁写《史记》不惜笔墨写项羽这种败军之将，为的都是让后人明白一个道理——盛极之时，正是衰的开始。
一个组织能把这种古老的清醒刻进自己的作风里，不容易。能坚持七十七年每隔几年就重温一次，更不容易。
因为人性是顺着来的，谁都爱听＂你真棒＂，没人爱听＂你小心＂。能主动找人骂自己、找镜子照自己，是一种反人性的自律。
还有一点，是＂两个务必＂的语气。细品＂务必＂这两个字，不是建议，不是号召，是命令。
党的文件里用＂务必＂这种口气的词不多，用了就有分量。一个即将坐天下的政党，用命令句对自己提要求——这个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防李自成的本能。
当然，光喊口号不管用。七十七年里，警钟也没少敲，掉队的人也没少出。
从早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到近些年落马的＂大老虎＂，一个个都是反面教材。＂两个务必＂不是护身符，念一遍不解百毒；它更像一张体检单，每隔几年拿出来对照一次，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初心、还敢不敢打仗、还愿不愿吃苦。
真到不敢打开这张单子的那一天，就离李自成不远了。个人以为，重提＂两个务必＂这件事，最深的意味不在于＂要开大会了＂，而在于一种心态上的自觉：功劳不是本钱，是赊账；胜利不是终点，是考题；今天的好日子不是老祖宗给的，是老祖宗借的，总得还。
还什么？还一代一代的清醒。李自成死那年只有三十九，正当盛年；他亡国的理由并不玄妙，就两个字——飘了。四十二天的教训摊在地上，三百年前就等着后人去捡。郭沫若写了一遍，黄炎培问了一遍，毛泽东答了一遍。
七十七年过去，这道考题还在考，而且会一直考下去。西柏坡那条土路上，当年毛泽东走出去的时候说，这是进京赶考。
今天看，赶考路没有终点站。考完一场有一场，交完一卷有一卷，考题换了，考生换了，监考人也换了，可那把尺子一直搁在那儿——
人一飘，地就荒；官一奢，民就凉。江山易打，守心难。
两个务必守的从来不是江山，是人心；而人心这东西，一代人守得好，不代表下一代人守得住。所以才要反反复复讲，一遍一遍提，直到讲进骨头里、刻进血脉里为止。
这，大概就是今天还要重提那句老话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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