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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胖友都知道，建国后老师对瞿秋白的评价出现过反复。
1950年代高度赞扬瞿的牺牲，1970年代则批他为“叛徒”。
而老师之所以态度前后不一，和《多余的话》有直接关系！
1935年瞿秋白在长汀狱中写完《多余的话》，国民党中统立刻在《社会新闻》摘发其中部分内容，将其渲染为“共党领袖悔悟”。
两个月后，瞿秋白慷慨就义，坊间盛传瞿秋白临死前，写了篇《多余的话》，对革命对自己都很失望。
瞿秋白的至交鲁迅先生，生前曾通过友人对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是被国民党篡改或假冒。
但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等经办人，却坚持说是瞿秋白原稿，双方相持不下。
1937年瞿秋白《多余的话》在《逸经》刊出，引起舆论震动！
《逸经》是上海的一家文史半月刊，一直被认为有左派倾向。
它之前率先刊发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详细披露红军长征历程，比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还早一年多。
如今这家机构发布了《多余的话》，不少人开始怀疑，是不是瞿秋白真的写了？
但我党对此予以否认，认为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找了御用文人做枪手，抹黑我党的革命烈士。
建国后，我党也始终坚持这个口径，否认瞿秋白写过《多余的话》！
1950年老师给《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肯定瞿秋白的烈士气节：“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迁葬北京八宝山，伍豪亲自主持事项并题碑，老师也赞颂学习瞿秋白的伟大人格。
但历史的转折，也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
瞿秋白安葬八宝山后，香港有关人士托人带话给高层，说有瞿秋白《多余的话》原文手稿，希望高价出售给大陆方面。
我方对此未予理会，没想到几年后，香港自联社出版了《瞿秋白传》，不但附有《多余的话》全文，而且还配有手稿的照片！
这本书很快被送到高层，据后来解密的档案，当时有关负责人辨认过，确系瞿秋白亲笔。
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开启了史无前例的奥运会，政治氛围与之前相比变化更大。
戚本禹将《李秀成自述》作为案例，怒批“晚节不忠”，《多余的话》自然也被被类推成文人变节，对瞿秋白的定性也越加严厉！
1971年老师巡视谈话里说“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72年中央有关专案材料沿用此调，对瞿秋白的评价发生重大转变，将他认定为“叛徒”！
改开后，对历史问题就行拨乱反正，如何评价瞿秋白这个党的前领袖，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问题。
1980年10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正式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这份报告是中纪委从1979年起，对瞿秋白被捕就义问题开展复查后形成的。
报告明确指出，《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绝非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报告还确认，瞿秋白被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情操，是一位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
为何同一个人，他的历史评价翻来覆去呢？
因为《多余的话》绝非一篇简单的随笔，它是一个身陷囹圄、重病缠身、自知死期将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灵魂自剖”。
文中充满了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甚至自我否定，如“文人习气”、“软弱”、“不配做领袖”。
这种坦诚，在革命话语体系里是罕见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
它之所以叫“多余的话”，是因为瞿自己也知道，这些话在那种环境下说出来是“多余”的，是危险的，甚至可能被敌人利用。
但他最后还是写了，这是他作为文人的真诚，也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天真”。
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是最需要凝聚力和坚定信念的时刻，《多余的话》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客观上会瓦解士气、动摇军心。
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个人的真诚如果伤害了集体的事业，那就是一种失职。
鲁迅否认文章真实性，未必完全出于政治考量，也是基于对瞿秋白人格的信任。
他不愿相信这位至交，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这样一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文字。
但瞿秋白确实写了，在残酷激烈的斗争环境中，“真诚”也会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失职”。
老师对瞿秋白的失望，也是源于一种严酷的革命逻辑：敌我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任何“多余的话”都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弹药。
老师自己为了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长期在围剿与叛变阴影里走路，他对“革命者软弱”的容忍度极低。
在他看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才是狱中文字应有的样子：乐观、坚定、充满信仰。
而《多余的话》里的自我解剖，在革命逻辑下就是软弱，也是对牺牲者的背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太多自我剖析。
不过这种评价，主要基于革命斗争需要的政治判断，并非老师对瞿秋白个人品格的全面否定。
通过《多余的话》，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瞿秋白。
他有革命家崇高的一面，有普通人迷茫的一面，还有知识分子的敏感一面，对自身局限有清醒认知、对革命事业态度复杂，对成功与否抱有自我怀疑。
这种人性化的记录，对后世研究历史、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心，是有很大价值的。
只是这个价值，在革命年代是负面的，这种文章确实“多余”了，甚至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误。
它不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以那种方式出现。
历史评价可以理解他的真诚，但革命斗争的逻辑，不会原谅他的天真。
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个人的表达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利益和斗争需要。
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生存与毁灭的问题。
改开后，历史研究逐渐回归“实事求是”的原则。
评价人物不再只看一时一事，而是看他一生的主要贡献。
瞿秋白是党的早期领袖，翻译了《国际歌》，参与了大革命，最后英勇就义……这些主体事实是光辉的。
《多余的话》则被重新解读为“一个革命者在生命尽头，对自身灵魂的严酷拷问”，是人性化的真实，而非政治上的背叛。
老师的批评与后来的平反，两者都是真实的，也都有合理性。
这正是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所在，也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时必须保持的“辩证态度”。
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需要的是绝对忠诚和钢铁意志，所以《多余的话》是“毒草”。
在改革与建设的年代，需要的是反思精神和人性关怀，所以《多余的话》是“史料”。
不同角度、不同处境、不同位置，自然有不同的历史观。
历史评价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评价者所处时代的价值观。
瞿秋白还是那个瞿秋白，文章还是那篇文章，变的是时代对“忠诚”与“真实”的定义。
这种“翻案”并非否定历史，而是历史认知的螺旋式上升。
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宽容，去苛责当年的严酷，也不能用当年的严酷，去否定今天的宽容。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革命先辈的复杂人生，也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评价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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