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毛泽东、周恩来、江渭清等人围绕农村公共食堂交换意见。车厢里，多数人都在谈食堂的好处，江渭清却一直沉默。他不是没有意见，而是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讲的话，可能让不少人听着不舒服。
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问他为何不发言。江渭清回答：“他们讲的是怎么办得好，我知道的是怎么办得不好。”这句话听起来直接，背后却是地方干部对实际情况的了解。
当时，公共食堂在一些地方发展很快。江渭清根据江苏农村的情况指出，食堂耗粮较多，锅灶、碗筷和柴火也需要重新解决；原本分散在农户家中的生活资料，一旦集中使用，损耗便明显增加。更麻烦的是，群众停掉自家炊事后，重新分家做饭并不容易。
毛泽东追问，既然问题不少，为什么不马上停办。江渭清没有简单回答，而是提出了条件：口粮要落实到人，分配要送到户，锅碗柴火也得提前准备。他估计，至少需要三个月。
这番话得到周恩来认可。毛泽东也表示，不应压制江渭清的意见。回到南京后，江渭清推动江苏逐步调整农村公共食堂。1961年5月，江苏作出取消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办事风格：不迎合气氛，也不只讲原则，往往把问题落到群众能不能过日子上。
江渭清敢讲真话，并不是从这件事才开始。1957年7月，毛泽东在南京询问江苏的反右情况，追问省委书记和常委中有没有问题。江渭清没有顺着话头表态，而是谈到干部也可能有认识上的偏差，不能因为几句话就轻易给人定性。
毛泽东显然不满意，直接问他到底反不反。江渭清随即把话挑明：自己是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书记和常委中出了所谓右派，自己应当承担责任；若要这样追查，就应先把他调开。
现场气氛一度紧张。
江渭清说：“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毛泽东听后，火气反而消了，还以《红楼梦》中的话称赞他有担当。江渭清则笑着回应，自己愿意为主席护驾。话虽带着幽默，实质却是一个地方主要负责人在关键问题上承担责任，而不是把压力推给下属。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强调中央指示要经过实际检验，正确的执行，不合适的要加以过滤。所谓“打坝”，并非拒不执行，而是不能让文件脱离地方实际。这种处理方式，正与江渭清一贯坚持的作风相通。
江渭清在江苏工作多年，既担任过省委主要领导，也担任过南京军区领导职务。他的特点并不在于处处唱反调，而在于遇到具体问题时，愿意把真实情况讲出来。对地方干部而言，这种直率有时会带来压力；对中央决策而言，却能提供另一种来自基层的判断。
1967年初，江渭清受到冲击。毛泽东得知后，指示周恩来把他接到北京予以保护。1973年，他在党的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是，重新恢复政治身份，并不意味着工作安排就顺利完成。
1974年，江渭清一直留在北京，迟迟没有新的职务。中央有关方面曾多次研究他的去向，却因种种阻力没有落实。叶剑英后来对他说，前后已经是第六次安排工作了。
这句话的重点，恰恰在于此前五次都没有成功。有人提出过不同去处，但每次到了落实阶段，便被以各种理由搁置。江渭清没有公开争论，也没有借机申诉，只是静静等待组织决定。
到了1974年12月，中央组织部部长纪登奎找他谈话，传达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听后很快接受了安排。
毛泽东对此有过明确考虑：“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就让他到江西去吧。”江西既处在内地，又是革命老根据地，工作环境相对稳定，江渭清熟悉地方工作，也有较强的实际处置能力。这个安排看似曲折，实际上是多重因素权衡后的结果。
到江西后，江渭清继续处理地方建设、生产恢复和干部工作等事务。他没有把这次调动看成个人得失，而是把它当作组织交给自己的新任务。1982年，他退出领导岗位。
江渭清1910年出生，2000年6月16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他一生几次身处复杂局面，真正留下印记的，不是职务变动本身，而是在意见不合时，仍敢把基层看到的困难摆到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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