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3日，凌晨。
山西五台县高洪口村。天还没亮，寒意刺骨。驻扎在村里的，是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五大队。这支部队刚成立不久，大部分是刚参军的农家青年。好多人连枪都没摸熟，更别提实弹射击。有的战士手里只有大刀和长矛，有的甚至连这些都没有，就一把种地的锄头。
日军的枪声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睡梦中。
驻五台县城的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蚋野大队，五百多人，趁着夜色长途奔袭，摸到了村外。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瞬间把高洪口搅成了一锅粥。
第五大队仓促应战。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有枪的战士拼命还击，没枪的就用刺刀、用枪托、用拳头、用牙。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机枪和掷弹筒压着打。
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天亮的时候，高洪口安静了下来。
据当地县志记载，这场屠杀中，晋察冀二分区第五大队25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49名无辜群众被杀害。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批还没来得及真正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年轻人，最大的不过二十出头，最小的可能才十五六岁。
蚋野大队在村里烧杀抢掠之后，没有久留。他们知道这里是八路军根据地腹地，孤军深入太久会出事。天亮之后，日军顺着原路，朝五台县城方向撤退。
消息传到八路军第120师358旅旅部的时候，已经是当天中午了。
旅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张平化、716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四个人围着地图，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黄新廷开口了。
一个“违令”的决定
黄新廷，1913年生于湖北洪湖，渔民家庭出身。1928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红军，走过长征。1938年4月，他被任命为120师358旅716团团长，时年二十五岁。
这个人打仗有一个特点：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旅部的分析很清楚。蚋野大队孤军出动，没有带多少给养，不可能在根据地久留。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一早，沿原路返回五台县城。
原路是哪里？就是滑石片。
滑石片，两山夹一沟，沟深路窄，长达数里，大道从沟底蜿蜒而过。从地图上看，这几乎是老天爷专门为打伏击准备的地形。
张宗逊的手指在地图上滑石片的位置停住了。他说：在这里设伏，击其惰归，完全有把握。
但问题来了。
日军从高洪口到滑石片，只有十公里。而716团从驻地到滑石片，有二十五公里，换算成华里是五十里。而且那五十里全是积雪结冰、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716团必须以远快于日军的行军速度，抢在敌人前面到达伏击阵地。如果晚了一步，日军先过滑石片，伏击就成了追击，追击就成了硬碰硬的遭遇战。以一个团的兵力在野战中硬啃日军一个完整大队，胜算不大。
更要命的是，旅部最初的意见是让部队休整。
连续多日行军，部队已经疲惫，弹药也不算充足。上级担心贸然出击，一旦没拦住敌人，反而可能陷入日军反包围，还会给其他部队带来麻烦。
按照正常的军事逻辑，这时候最稳妥的选择是：放蚋野大队过去，保存实力，等待下一次机会。
但黄新廷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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