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访华后，公开谈到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随即肯定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并敦促当政者认真倾听。高市早苗尚无已公布的访华日程，中方已指出改善关系的前提。
老涂认为，中方此次强调日本国内的正义之声，是要求日本政府正视自身历史观、中国观的偏差，尤其要纠正触及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行。日本内部有人希望恢复对华关系，但决定能否纠错的权力仍在当政者手中，必须拿实际政策回应已经作出的政治承诺。
毛宁所回应的日本人士中，岩屋毅的身份很有代表性。他当过日本外相，如今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也了解日本对华外交与经贸交往的现实。此次他率团到北京，与中方高层会见，明确表示两国关系令人担忧，希望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出发点。他说问题需要日本政府设法改善，分量来自他对外交运行方式的了解。
作为前外相，岩屋毅当然明白，中日出现分歧以后，企业、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能够保持往来，却没有权力修改首相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企业可以谈订单，行业组织可以推动访问，两国政府如果连涉及主权和历史的基本承诺都产生争议，这些交流就会不断受到牵制。也正因为如此，岩屋毅把责任交还给日本政府，而没有简单要求中方先作让步。
这类声音在日本有现实基础。日本《东京新闻》曾呼吁政府重视改善对华关系的机会，多层次交流需要获得支持。经贸界则更能感受到政治紧张对经营预期的影响。日本企业关心市场准入、人员往来和供应链安排，政治互信下降会让这些经营预期变得难以确定，继而增加成本。
毛宁为什么特别肯定这些声音？因为批评来自日本社会内部，它让日本政府无法把所有对华关系问题都归结为外部压力。日本国内有人认为，逃避历史责任正在使对华政策偏离原有方向。这种判断当然不能代表全体日本人，却足以证明讨论改善关系的现实基础仍然存在。中方要求当政者倾听，实际上是把一个具体责任交给东京：既然国内已经有人指出问题，政府就该解释自己的政策是否还符合当初向中国作出的承诺。
那这些承诺究竟涉及什么？很多人一听“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觉得不过是外交场合经常引用的老文件。可中日邦交正常化能够实现，依靠的恰恰是双方对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即使存在制度差异与安全分歧，两国仍需要稳定交往的基础。文件给出的基础，就是承认既有政治安排，尊重彼此重大关切，并通过和平合作处理分歧。
在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后来的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其他联合文件，又把遵守既有承诺、正视历史、发展和平合作关系写进双方共同确认的原则。日本政府可以有自己的安全政策，但这些政策如何表述、如何实施，不能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时确认的政治基础脱节。
争议恰恰出在台湾问题上。高市早苗曾在国会谈到，所谓“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法律中的“存亡危机事态”，由此引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这是涉及法律条件的政治表述，不能据此认定日本已经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在中方看来，日本现职首相公开把台海局势与本国可能动用武力的制度联系起来，已经跨出了原先谨慎处理台湾问题的政治边界。
日本与台湾地区存在经贸、人员和社会联系，这些联系本身不等同于军事介入。但首相讨论动用武力，就会影响军方预案、国内法解释和公众对外部冲突的认识。一次议会答辩或许尚未形成具体部署，却可能成为此后不断引用的政策依据。日方只强调关心台海和平，却回避这类表述是否符合既有承诺，很难消除中方对政策方向的疑虑。
因此，毛宁要求恪守四个政治文件，针对的是可以查证、可以核对的政治约束。日方若继续声称文件有效，就需要说明为什么新的涉台表态与文件并无冲突。如果说不清，外交上的互信会受到影响，民间推动改善关系也缺少可靠支撑。岩屋毅强调回到文件的初心，恰好触及了这个问题。他知道，两国可以恢复会谈气氛，却无法在基本承诺争议未得到处理的情况下，仅凭一次高层合影恢复信任。
但毛宁没有只谈台湾，还把历史观和中国观并列指出。这种表述为什么重要？因为日本怎样理解过去，会影响它今天怎样解释自己的安全政策。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也对台湾实行过长期殖民统治。战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日本明确表达了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害的反省。这段历史进入双方政治文件，决定了日本在讨论地区安全、军事角色和涉台事务时，必须考虑邻国的历史记忆。
在日本国内，历史认识始终存在不同声音。有人主张面对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也有人试图淡化侵略罪责，以今天的安全形势为理由扩大军事活动空间。两种立场会影响公众如何看待和平宪法、军费增加以及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如果对过去的侵略责任缺少清楚的认识，政治人物就容易把周边国家的警惕解释成无端敌意，再反过来以这种敌意证明扩大军事权限的必要。
这种循环尤其容易出现在对华认识中。中日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增长，也给日本产业界带来竞争压力。竞争是客观存在的，海上安全等领域也存在分歧。日本政府有权讨论自身安全关切。争议出在政府是否把这些分歧一概纳入“中国威胁”的框架，进而忽略双方曾经确认过的合作伙伴关系。
高市早苗的涉台答辩持续遭到中方批评，就与这种认知方式有关。如果日本政治人物把中国处理自身涉台事务的可能情形直接解释为日本必须准备军事介入的危机，日本社会获得的信息就会越来越偏向对抗。经济界看到的是合作利益，安全讨论中却可能把同一个合作对象视作主要风险。政府没有解释这两种判断如何协调，改善关系的主张便容易停留在口头。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日本内部意见的分裂。众议员古屋圭司披露，自己受到中方制裁后，曾收到高市早苗称制裁“非常光荣”的邮件。古屋随后解释，这是政治人物之间的玩笑，认为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私人邮件不能直接等同于内阁政策，但在涉及台湾的制裁争议上，政治人物如何表达态度，确实会影响外界对政府政策取向的判断。岩屋毅呼吁反省，高市阵营有人把制裁当成荣誉，两者面对的是同一组中日关系争议。
毛宁赞赏的正义之声也是在提醒日本政府，改善关系的意见来自了解历史、外交承诺和经贸现实的人士。只听愿意强化对抗的意见，忽视国内主张审慎处理对华关系的人，日本政府就很难对自身政策进行完整评估。把复杂的中国形象简化成安全威胁，还可能让原本可以协商的具体分歧失去处理空间。
这就涉及毛宁讲话中的最后一层要求，倾听之后要做什么。她列出的内容相当具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中方期待的改变，可以在日本政府的公开表态及后续政策中检验。首相和内阁成员如何解释台湾问题，是否继续使用可能引发军事介入联想的措辞，面对战争历史是否坚持既有反省立场，对中国的官方定位是否尊重双方文件，这些都属于当政者能够决定的事项。
高市早苗曾表达过愿意同中方开展对话的态度。外界也讨论她能否访问中国，但目前没有足以确认具体访华行程的官方安排。是否乘坐专机来华，原本就只是外交接触的形式问题。中方此次回应把要求讲在出访之前，强调的是会谈应当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基础上。如果日方没有处理前面的涉台与历史争议，即使出现高层接触，双方也只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重复各自立场。
日本政府可能会强调，保持对华对话与维护自身安全并不冲突。这种解释需要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讨论安全风险可以继续，但应清楚区分本国防卫与介入中国内政的界限。发展同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往来可以有既定范围，但应避免让首相的公开言论模糊政府关于台湾的承诺。
日本国内的理性声音能够推动讨论，最终却无法代替政府作决定。岩屋毅可以把两国高层重新带到会谈桌前，商界可以说明政治僵局带来的成本，媒体可以批评对华政策失去平衡，但是否调整涉台措辞、如何维持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责任仍由首相及其内阁承担。把改善中日关系寄托在民间努力上，却让造成争议的官方表态原封不动，问题便会反复出现。
老涂觉得，毛宁此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正义之声，分量就在这里。她肯定日本内部的理性意见，也明确指出造成关系紧张的政策根源。高市早苗来不来华，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要求：日本政府既然承认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效力，就应让自己的历史认识、涉台言行与对华政策经得起这些文件的检验。倾听正义之声，最终要体现在当政者的纠错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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