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伟大的长征》以近乎纪录片的克制还有故事片的激昂，将长征这段奇迹般的历史慢慢还原出嚼劲来，而这其中的遵义会议更是拍出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审判。
于和伟饰演的伟人在那场会议上没有慷慨陈词，但是镜头长久地停在他的脸上，那种疲惫中透出的清醒与坐在门口不断抽烟的李德形成了某种无需言说的对照。
作品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将历史的复杂性很好的拍了出来，它没有把胜利拍成天降，也没有把失败归咎于单一的“坏人”，历史的抉择是复杂且多面的。
不过当镜头掠过那个德国人垂头丧气的侧影时，一个被宏大叙事长期遮蔽的关于个体的影子悄然浮现，其实在长征的故事里，不仅仅有军事路线之争，还有关于个人品格的隐秘暗线。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了指挥权，然而纵观时间长河，他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失去的是作为一个“人”被历史记住的资格。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早年在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了中国。
1933年他抵达中央苏区时，不过三十出头，身份是军事顾问，彼时博古不懂军事，因此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可以说完完全全的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彻底交给了他。
就这样一个仅仅在意大利战场看过几天大场面，然后在苏联课堂上学过一些军事理论的德国青年，一转身就成了八万红军的实际指挥者。
李德早年确实参加过一战，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都服过短役，这段经历使体验了堑壕战的运作方式，那就是双方士兵在泥泞中依托掩体作战，炮火准备后发起冲击，防御则是依靠密集火力网压制敌军。
之后李德于1929年春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三年，而该学院以“训战一致”为核心理念，所学28门专业课程聚焦于团、师、集团军的战术战役学，其核心是正规军在大规模正面战场上的协同作战。
这套训练体系以苏军正规化建设为背景 服务于大兵团作战需求，其预设前提是交战双方均为装备相当的正规军队，拥有火炮、坦克和航空兵支援，战场空间广阔且战线相对固定，这个跟李德在一战现场学到的堑壕战一样。
所以结合自己经历和学院思想，李德接受的战术思维，本质上就是一套“火力对火力、工事对工事”的正规战逻辑的，但是这个战术的前提需要交战双方的火力水平大致对等且都拥有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工程能力。
而到了我们的战场，很明显红军跟国军相差甚远，所以他照搬推行“堡垒对堡垒”的正规战，要求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军队拼消耗，肯定是错的不能再错的选择。
结果就是我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之后陈云称他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这个略带嘲讽的称谓精准地概括了他的问题。
那就是他在地图上画线却看不见那些线条下面是南方的山地、稻田和泥泞的小路，看不见红军赖以生存的一直是游击战。
而且“瞎指挥”只是李德诸多缺陷中较为显眼的一个，遵义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中还有“领导方式极端的恶劣”“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苗头”“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这些措辞指向的是一种远比战术失误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到底是如何对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往历史深挖就发现李德是带着傲慢和非诚之心来到的中国。
他在瑞金住的“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只有五分钟步行路程，但是却是全苏区条件最好的住所，还专门配有秘书、翻译、警卫员和保健医生。
比伟人和其他领导人要奢侈多，可以说整个苏区只有他是特殊的，在那个艰苦的时期搞个人生活上的特殊化可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
因为一个住在“独立房子”里的人，怎么可能听得到普通战士的声音？一个靠“惩办主义”维系权威的顾问，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他所指挥的这支军队赖以生存的信任与平等？
而这种人格缺陷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更是暴露得极为彻底，在李德初抵达苏区时，据索尔兹伯里记载，他“满以为红军与他认为的西方其他军队一样，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护”，但苏区没有。
而后他还追求共青团一位干事的妻子，知道人结婚后还送礼示好，搞得对方丈夫大为恼火，事情闹到领导层面，而后组织上为了解决这个“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找到了一位名叫萧月华的年轻女战士，让她跟李德组建家庭来让李德稳定下来。
萧月华出身贫苦广东农家，十七岁入团，当时在少共中央局工作，之后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她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
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回忆说，萧月华是把李德看成了“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和他一起过了。
只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婚姻，就是一项组织上的任务，肖月华承担的也只是一个“任务妻子”的功能，她的身体和情感被当作维持一个外国顾问情绪稳定的必要支出，当然肖月华嫁给对方后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结成革命家庭，在共同为大目标奋斗的前提下也能过好小家。
但是李德却不给力，他对自己的妻子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尊重，而且他脾气暴躁，专横不讲道理。
到了延安之后，肖月华进入抗大学习，学校要求住校，只能周六回家，李德感到孤独后就跑到学校去找她，单方要求她每天必须回家，遭到拒绝后就大发脾气大吵大闹，惊动许多学员跑出来看。
经历过太久的语言隔阂还有丈夫的无理之后，萧月华终于忍无可忍，对他做出了反击不再听从他的话，而李德的回应则带着咆哮“你是我老婆，我命令你回家去。”
一个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位置的人，批评和权利的丧失没有让他反思，只是让他更加愤怒地抓住他唯一还能控制的东西。
不过随后转机也出现了。
演员李丽莲出现，这个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的女人，身材颀长会用英语向李德打招呼，接触她之后李德几乎是毫不迟疑地转了向。
萧月华有一天回家取东西，推开门就看到李德和李丽莲两个人在一起，萧月华找到领导哭诉，要求离婚，终于得到了批准。
离婚手续上写明：“宁宁归萧月华抚养，李德给萧月华600元抚养费，然后就彻底分开”，而月华也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孩子必须姓萧。
那个孩子，原名“布萧德华”，是李德起的名字，意思是“他和萧月华爱情的结晶”，然而这一切很是荒诞，孩子后来改名萧宁宁，随了母姓，随母亲到长沙生活，进入交通系统工作，干的是查轨道、量桥梁的活计，一辈子低调平凡但是勤勤恳恳玩。
随后李德1939年返回苏联，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儿子，甚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这段父子关系只字未提。
一个曾经写过《中国纪事》对中国革命指过手画过脚的人，对自己亲生的中国儿子一个字也不留下，这种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说明问题。
而离婚后的萧月华独身带着儿子走完了长征，建国后继续工作，1960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3年去世，她终身未再嫁。最终以开国大校的身份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历史的讽刺在这段婚姻里达到了某种残酷的精确法则，李德在《中国纪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下达指示权力”的无辜顾问然而却在私人生活的记录中暴露了他真正相信的东西，那就是命令、控制、索取，以及对一切他无法控制之物的轻蔑。
《伟大的长征》在呈现遵义会议时，让李德坐在门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伍修权作为翻译坐在他旁边，后来回忆说，前半段会议他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精力不济，就翻得简单了。
然而他对此的反应不是谦卑和敬畏，而是辩护怨恨和自负狂妄，他接受不了任何反对和批评，李德于1973年出版了《中国纪事》，在书中对很多历史进行了歪曲和攻击，成为反对阵营中的一员，1974年8月，他在东德去世，终年七十三岁，从这点来说他在中国的妻子和儿子远比他值得别人尊敬的多。
长征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是一次军事上的绝境求生，更因为它是一场关于“谁有资格领导”的残酷筛选。
这个筛选的标准不是出身，不是头衔，甚至不完全是能力，而是一种更朴素的东西。
那就是看谁愿意低下头来，看见所带领的人面对的真实处境，以及看谁能在失去权力之后仍然保持对自我判断的诚实；还有谁在个人欲望与公共责任之间，至少划出一条不至于令人不齿的界线。
李德在这三条上全部失败了，他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了指挥权，在肖月华推开那扇门的那一刻，在萧宁宁随了母姓的那一刻，在《中国纪事》印成铅字的那一刻，失去的是被历史以“人”的方式记住的全部可能。
萧月华抱着儿子走过长征路的时候，李德骑在马上，很多年后，她的儿子在长沙的铁道线上测量轨道，而李德的名字只以“反面”的方式留在教科书里。
《伟大的长征》没有拍这些，但如果你仔细看那些遵义会议的镜头，看那个坐在门口不停抽烟的人，你会知道，一些失败从来不只是军事上的问题，而是发自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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