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长征》第十集，是湘江战役的结尾阶段，真是惨烈又悲壮。
红军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血战之后锐减至三万余人。
红一军团守护湘江右翼，伤亡巨大；红三军团守住左翼，为主力渡江争取时间；
红五军团负责断后、拖住中央军的红34师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他断肠明志，六千闽西子弟大多埋骨湘江东岸。
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仅剩少量人员，不久番号撤销。
只有在东侧掩护的红九军相对幸运，大部分人员成功渡河。
江水被鲜血浸染。
漫山遍野都是牺牲战士的遗体，幸存的红军将士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
湘江一战的巨大牺牲，根源来自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教条指挥。
在他们主导的规划里，长征战略转移最初的目标，就是前往湘西，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依托现成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站稳脚跟。
这个方案早已上报共产国际批准，在博古、李德眼中，这是不可轻易改动的既定战略。
博古是共产国际委派的总负责人，不但轻视本土的游击战和山地作战，还把大权拱手交给了德国人李德。
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习惯拿着地图、照搬欧洲阵地战理论指挥作战。
他不熟悉中国南方山地作战的现实，把预先写好的计划当成铁律。
当时毛泽东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失去军事决策权，只能做政府调研工作。彭德怀、刘伯承等有实战经验将领提出的不同作战方案，也经常被博古、李德否决。
实际上根据情报，蒋介石早已预判红军意图，集结数十万大军在湘西布下严密的口袋阵，只等红军进入包围圈。
博古和李德面对真实敌情依旧抱有侥幸心理。在他们的设想里，只要奋力冲破封锁，就能补充兵员、安置伤员，重建稳固苏区，摆脱困境。
除了对纸面计划的迷信，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怀着不可言说的心理。
湘江惨败，全军上下已经开始质疑这套指挥路线。如果此时放弃前往湘西的全盘方案，等于承认从战略转移开始，整套军事决策全部出错。
出于面子、自私和固执，他们不愿承认失败，不愿变通路线，执意带着疲惫、减员严重的红军，继续向着预设的死亡包围圈前进。
面对惨重的牺牲，毛泽东直言硬闯湘西是死路，主张改变行军方向。
可博古、李德依旧不肯放弃原定路线。
战士们掩埋了战友遗体，伤病员相互搀扶，但士兵们心中的问号在不断变大。
巨大的牺牲，使得大家开始反思，军事指挥，究竟该死守书本上的方案，还是要根据真实战场的真实问题进行调整？
湘江血战悲剧的发生有四大原因。
最根本原因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计划。
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变化，明知蒋介石集结三十万大军在湘西布下口袋阵，依旧执意硬闯，拒绝毛泽东提出的改道建议。
第二点就是大搬家式行军，甬道式阵型，行军速度太慢。
转移时带上了印刷机、军工设备和大量物资辎重，队伍臃肿庞大。一、三军团在两翼掩护，军委纵队走中间，红五军团殿后的队形，行动迟缓，错失了快速渡江的最好时机。
第三点，敌我力量悬殊，敌人早已预判路线，精心布防。
蒋介石预判了红军目标，调集中央军、湘军、桂军一共30多万兵力，依托湘江天险构筑封锁线，打算围歼红军。
红军此前已经经历了惨烈的广昌保卫战，伤亡巨大，广昌失守，还有一系列阵地防御战，结果只是被无谓消耗兵力，苏区越打越小。
长征出发后，红军还连续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
此时红军的弹药、粮食、伤员问题突出，整体实力很弱。
其实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桂系和蒋介石发生矛盾，桂系反蒋，包围圈出现了缺口，但因为我军行军太慢，错失良机，敌军迅速合拢了包围圈。
第四点是，毛泽东、彭德怀等有实战经验将领的合理建议，长期被博古、李德否定，致使正确的策略完全被无视。
数万将士用鲜血换来了教训，军事指挥不能脱离战场现实，书本上的教条，代替不了瞬息万变的敌情。
在湘江惨烈的悲剧后，红军队伍走到了湖南通道县。
在那里，一场关乎红军生死的路线之争开始了，李德、博古面对惨烈的现状，终于低了一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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